沒有鏡子，人看不見自己的臉。 

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見你的臉。

伊朗，舊稱波斯。希羅多德講“歷史”，講的是波斯故事，但聽眾是希臘人，聞希臘勝則喜，聞波斯勝則泣。從古典時代起，波斯一直被歐洲人當作某種符號，象征與歐洲不同的文化和文化價值觀。 

18 世紀，孟德斯鳩著《波斯人信劄》，偽托兩個來自伊斯法罕的波斯人，背井離鄉，漫遊法國，與國內通信，講他們的所見所聞，借他們的口，批判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1›

19世紀，尼采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假借波斯先知瑣羅亞斯德之口，宣布基督教上帝的死亡。‹2› 

這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

我們也常常如此。

上世紀80 年代，是個至今被人懷念的時代，當時叫“思想解放”。當時的“啟蒙書”有很多種，顧準的希臘筆記是其中之一。筆記寫於1974年2月12日—5月2日，“文革”後由其弟陳敏之整理，題名《希臘城邦制度》，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是1982年3月，距今已35年。 

沒錯，那是一個反思“文革”的時代。當時，大家都以為，民主在西方，根子在希臘。

顧先生是老革命、老幹部，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殫精竭慮，做出過很多貢獻。他像很多為革命犧牲的殉道者一樣，一生坎坷，蒙冤受屈，兩次被自己人打成“右派”。讀他的日記，你會發現，即使勞動改造，吃盡苦頭，他依舊埋頭苦讀，心憂天下，希望中國能擺脫貧困，實現民主。 

後來，《河殤》上演，對比強烈。歐洲人航海，是“藍色的文明”。我們在黃土地上種莊稼，是“黃色的文明”。黃不如藍，當時的好壞是這麼分。它把中國人的悲情推向高潮。

 最近，我把顧先生的書找出來，重讀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