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相對於佛道有一特點，即它的“入世”精神。基於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較為強烈的憂患意識。《周易·系辭下》中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自孔子以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學者多對社會政治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儒家的這種“憂患意識”也許可以說是儒家不同於現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對社會政治的中國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它是由於儒家始終抱有的對天下國家一種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而產生的。孔子生活在“天下無道”的春秋時代，《說苑·建本篇》說：“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鑒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孔子對此“禮壞樂崩”的局面有著深刻的“憂患意識”，我們查《論語》，有多處講到“憂”（憂慮，憂患），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可說是代表著孔子的精神。“道”是什麼？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會，其他富貴貧賤等等對孔子是無所謂的。《論語·陽貨》中有一段表現孔子“憂國憂民”的抱負：“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認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將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復興。可見，孔子所考慮的問題是使“天下無道”的社會變成“天下有道”的社會。在《禮記·檀弓下》有一則孔子說“苛政猛於虎”的故事，這深刻地表現著他“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體現著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時也表現了他對“苛政”的批判意識。孟子有句常為人們所稱道的“名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這種“憂患意識”正是因為他要“以天下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的諸侯君王。我們讀《孟子》也許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國士大夫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我認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儒者的特有的批判精神。有這種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惡，甚至可以“大義滅親”、“弒父弒君”。周公不是為了國家百姓殺了他的親兄弟嗎？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糾，後又相桓公，孔子還說他“如其仁，如其仁”嗎？當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說：那些殘害“仁義”的君王之被殺只是殺了個“獨夫”吧！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社會中，君王對社會政治無疑起著極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對君王有所規勸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一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 

這段故事說明，歷史上有些儒者總是抱著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為天下憂。子思認為能經常批評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孫弋為此解釋說：只有像子思這樣的士君子敢於對君王提出批評意見，這正因為他們是不追求利祿和爵位（金錢與權力）的。中國歷史上確有一些儒學者基於“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能持守此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