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左傳》作者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力圖與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尊重事實真相，確有“貴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晉靈公不君”一章，其中寫到晉國史官董狐在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晉靈公之後，就直筆書寫：“趙盾弒其君”。

趙盾找董狐去評理，認為他自己沒有殺君，是他的弟弟趙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11] (P663)《左傳》還引孔子的話贊美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11] (P663)由此可見《左傳》作者贊賞“實錄無隱”的態度。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又寫了齊國史官直筆書寫“崔杼弒其君”，結果被殺；史官弟弟照樣續寫，結果還是被殺。第二個弟弟又照樣書寫。其中談到“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12] (P1099)可見，《左傳》作者是贊揚和向往史官的秉筆直書精神的。

或者說《左傳》作者是持史官實錄“信史”觀的。在對具體事件的描寫中，盡管《左傳》作者是魯國的史官，但也並非一味吹捧魯國君臣。如在《晉楚城濮之戰》中，對於魯君在這一過程中的曖昧態度，采取客觀的態度，其中寫道：“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指魯僖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3] (P452)明明是魯僖公派公子買去保護衛國，但在楚國打不過晉國的情況下，為了取悅於晉國竟然把公子買殺了，騙楚國人說，他駐守時間未滿就想走，所以殺了他。

作者不顧自己是魯國的史官，不顧魯僖公的面子，把他想兩頭討好的態度如實寫出來，這里不無譏諷嘲笑。其次，又不能不看到，《左傳》作者寫史的意識形態仍然是與當權君臣相一致的，他評價歷史的標準主要是以天道、禮樂和仁義為政教標準，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規范，甚至還有“尊王攘夷”的正統觀念，而這些標準、規范和觀念又不能不影響他對事件的增飾誇張，對人物的“刺譏褒貶”。特別在那些細節虛構的部分，作者的標準、規范和觀念作為一種視點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些。 

《左傳》是一部不朽的歷史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開篇，它對中國文學敘事發展的影響很大，從敘事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左傳》是有意義的。

[11]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2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12]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第3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