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衝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衝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人類的思考方式中始終存在一種“你們”與“我們”、“西方”與“東方”、“南方”與“北方”的區隔，這不僅表現在地緣政治、經濟利益之中，也表現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等方面。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到布熱津斯基的“全球權力危機論”，從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到保羅·肯尼迪的“美國的衰落”論，都能夠發現“西方”與“非西方”、“我們”與“他們”的思維慣性。誠如保羅·柯文（Paul A. Cohen）所言：“美國人在處於逆境時，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處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種經過誇大的‘我們’與‘他們’的兩分法思想中去，認為‘我們’代表‘文明’，‘他們’則代表文明的對立面。”① 

一、“東方”與“西方”——偏見的溫床

在塞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的著名寓言故事《拉塞勒斯》（Rasselas，1759）中，詩人伊姆拉克向拉塞勒斯王子描繪了“快樂谷”以外的世界景象： 

王子問道，“既然歐洲人可以通過貿易或征戰，而輕而易舉地抵達亞洲和非洲，那麼，為什麼亞洲或非洲人就不可以去進犯歐洲人的海岸、在歐洲人的港口安置殖民地，並將其律法強加給歐洲固有的王公貴族呢？那種可以運歐洲人回去的季風，同樣能夠載我們到達他們那里啊！” 

“他們要比我們強大得多呢！陛下。”伊姆拉克回答說，“因為他們遠比我們聰明；文明總能戰勝愚昧，猶如人類必定可以管制其他動物一樣。那麼，他們的知識為何會勝過我們一籌呢？依我看，除了上帝的神秘意志之外，別無其他理由。”②

歐洲人“簡直就是另一種人類”的觀念，既是民族主義的表征，也是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等一系列成就的表征。歐洲人在科學、理性、軍事和貿易方面的卓越表現，強化了他們是地球主宰者的自信心，並進而促成了他們優越於其他種族的自我期許達成的心理作用。 

古希臘人在與古波斯人的較量過程中，領教了亞洲人的專制統治及其野蠻力量。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認為東方人更具有奴性特征。孟德斯鳩則認為歐洲人具有“自由稟賦”；而亞洲人則具有“屈從精神”，他說：“一種奴隸的思想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里，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極端的奴役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③

①[美]保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9頁。

②轉引自[英]傑克·古迪：《西方中的東方》，沈毅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導言”，第1-2頁。

③Montesquieu，C.deS.（1989）TheSpiritoftheLaws，Cambridge（trans.FromFrench）p.284，中文譯本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32-333頁。


（收藏自 2016-01-14《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