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組織文本的那些問題變動中，也在文本完成後的那些事後論述，如該書的末尾那個小注，還有《立場》中的那個相關訪談中，我們能感覺到您對“書”的觀念有一種質疑性關懷。這種關懷，至少以這種方式出現的關懷，可能由於文化背景尤其是神學背景的差異、會讓中國讀者覺得奇怪。您能否聯繫您對書寫與差異的反思架構談談這個問題?　

答：從《論文跡學》開始，不過《書寫與差異》已有痕跡顯示，對拼音文字書寫及整個語音書寫系統的解構就伴隨著一種對書的模式、書的歷史模式、即某種以“聖經”或“百科全書”形式表現的可自我關閉的整體的懷疑。我將這種書的模式與另一種書寫相對，這種書寫我大概不會把它叫做“片斷性”的，它是一種不在自身上以書或者絕對知識的形式結集的書寫。而書的絕對模式則是黑格爾《邏輯學》或《哲學史講演錄》，也就是某種以自我轉動的卷軸形式結集的整體知識。

此外，我得說與書寫、出版及其載體不同的那些技術模式一向是我的興趣所在的。我以為有一種書的文化，它與拱音文字密切相聯、與整個西方歷史密切相聯。我認為我們現在通過對其他文化的參照，借助某種交流技術的發展所達到的正是一些不再需要“書”的書寫、交流、傳播模式。不過這裏我仍要重複我已說過兩次的東西。我發現我又處在一種矛盾之中，不過我接受這種處境。一方面我說書已完結--從我說出“書的終結”那日起--，但同時我也支持拯救書以抵抗威脅著記憶、威脅著書文化的某些新技術。這裏我也試著同時進行兩種相互矛盾的工作：接納新技術、接納一切與之一同來臨的東西，將之當做某種運氣來接納，但同時也去發現與之俱來的威脅，以我所能，以我的方式與之抗爭，以求保存一切與書本文化相聯的東西。不僅僅是卷軸的形式，還有閱讀的時間、閱讀的耐心及閱讀的個體空間，即一切與書文化相聯的品質。

兩種顯然相互矛盾的命令間的那種和解之必要性一直把持著我，無論是在哲學上、政治上還是在倫理學上。總是在協商之中、既不說是，也不說不，而是從一個我無法決定的地方開始著手。這就是那關於無法決定者的問題：我不能決定對書持完全贊同或完全否定的態度，也不能決定對哲學持同樣決斷的態度。因此，這是一種妥協、一種互讓和解(transaction)，是在兩種必要性、兩種最終矛盾的律法中尋求最佳可能性的和解。如果說我經常強調這種“雙重約束”(double bind)，那是因為正是在那種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在那兩種同樣必要卻又相互不相容的答案間猶豫不決的地方我才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