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上世紀80、90年代大家都抱怨知識界太窮，不能集中精力來做學問。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條件已經大大改善，尤其是那些名教授，但條件的改善是否有助於知識的生產？一個荒唐的現實是，錢越多，知識界就越腐敗。從前錢不多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專心做些學問；現在錢太多了，大家就轉向用各種方法搶錢。這麽一來，學問自然要荒廢了。 

實際上，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知識界下行速度在加速。大家為了爭名氣或爭金錢，紛紛加入搶流量的隊伍。一些學校甚至公然用流量來衡量學者的業績。知識階層一味地庸俗化，只是為了取悅大眾。

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首先培養一個文化中產階層，在文化中產的基礎上，培養一批文化貴族。當然，這里所說的貴族，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物質貴族，而是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一個能夠有時間、有興趣和有能力“仰望星空”的群體。唯有這樣，經濟才會有希望，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希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提“四個現代化”，後來又加上制度等現代化，但就是遺忘了人的現代化。文化中產無疑是人的現代化的主題，就是要培養富裕的人格。沒有富裕的人格，國家很難走向富裕和維持富裕。

要培養文化中產，就要從精英做起。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亞洲社會包括日本、韓國、臺灣等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精英不僅僅意味著擁有權力、擁有財富、擁有知識，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須具有責任感和擔當。一旦社會的精英失去擔當和責任感，再好的社會也會出現問題，當代西方的民粹主義就是這種局面。其他社會如此，中國也如此。（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