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的節奏。“道”具象於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於“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莊子《天地》篇有一段寓言說明，只有藝“象罔”才能獲得道真“玄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云：玄珠，道真也)使知(理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色也，視覺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

呂惠卿注釋得好：“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非無非有，不皦不昧，這正是藝術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際。真理閃耀於藝術形相里，玄珠的皪於象罔里。歌德曾說：“真理和神性一樣，是永不肯讓我們直接識知的。我們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觀照它。”又說：“在璀燦的反光里面我們把握到生命。”生命在他就是宇宙真際。他在《浮士德》里面的詩句：“一切消逝者，只是一像征”，更說明“道”、“真的生命”是寓在一切變滅的形相里。

英國詩人勃萊克的一首詩說得好：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
君掌盛無邊，剎那含永劫。”

這詩和中國宋僧道燦的重陽詩句(田漢譯)：“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都能喻無盡於有限，一切生滅者象征著永恒。

人類這種最高的精神活動，藝術境界與哲理境界，是誕生於一個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這充沛的自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掉臂遊行，超脫自在，需要空間，供他活動。(參見拙作《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於是“舞”是它最直接、最具體的自然流露。“舞”是中國一切藝術境界的典型。中國的書法、畫法都趨向飛舞。莊嚴的建築也有飛檐表現著舞姿。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首段云：

“昔有佳人公孫氏，

一舞劍器動四方，

觀者如山色沮喪，

天地為之久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