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什麽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斯大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兩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遊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遊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遊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辟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與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麽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臺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臺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臺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裏，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茍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裏窩一把火，留在家裏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