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烏以及這些批評者對於洪席耶的分析，其實也讓我們看到巴迪烏與洪席耶兩人的不同詮釋位置。洪席耶所分析的話語邏輯的內在缺口以及重新分配，或是從一個政治到另一個政治的轉換，對巴迪烏而言，是「水平式」的移動；也就是說，洪席耶所處理的主體化行動是在歷史脈絡中針對不平等計算模式所啟動的抵抗。非同一與非共識的主體化行動，是在時代話語主導法則的外部或是邊緣，透過否定與揚棄的方式，來展現政治行動的出現 （“Rancière and Apolitics” 115）。對巴迪烏而言，他更關注於集合內部如何可能發生變化的問題。巴迪烏反覆討論主體「計算為一」以及解離（unbinding）「一」之綁束，不過，他提出了「沒有一的多」（multiple-without-One）以及「內在性無限」（immanent infinity）的開放集合概念，來討論解離的路徑（“One, Multiple, Multiplicities” 79-80）。巴迪烏的集合概念說明了「點」本身便是多數集合，而且可以透過其內部的空集合，打開內在無限變化的拓樸空間。對於洪席耶而言，「全部計算」便是屬於國家治理的穩定秩序（the Police, the State），而沒有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巴迪烏恰恰好堅持集合的「多的狀態」（the state of the multiple）、集合的不可盡數以及內部溢出的可能性（“Lessons”46）。

因此，雖然洪席耶與巴迪烏都批判計算理性與目的性利益，分析關於整體與部分、一與多的關係，並且對於民主政治與共產主義進行重估，但是，巴迪烏分析「計算為一」以及以「空」之解離之力詮釋「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則是他與洪席耶思想靠近卻彼此岔開之處。巴迪烏與洪席耶之間的差距，相當有代表性地揭示了當代法國思想界的兩種趨向：一端是話語邏輯的形上學與認識論，另一端則是形式邏輯的數論與集合論。巴里巴曾經指出，德希達、岡居朗（Georges Canguilhem）與傅柯所分析的認識論與真理話語的問題，對於二十世紀法國哲學而言，有相當深刻的影響，然而巴迪烏所提出的「真理」恰恰反轉了這個脈絡。德希達、康居朗與傅柯分別指出了話語的形上學結構與認識論的局限；但是巴迪烏的「真理」則不進入歷史檔案。巴迪烏的「真理」既不是先驗的概念，也不是知性辯證的概念，更不是自我認知的問題，而是一種原理性（axiomatic）的概念（Balibar, “History” 28-30）。巴里巴的分析，的確說明了德希達、康居朗與傅柯──以及洪席耶──和巴迪烏之間的差別。巴迪烏自己則以另一種方式說明他的哲學脈絡：他指出他的哲學與布倫斯威克（Léon Brunschvicg）從數學出發探討思想與符號的形式邏輯屬於同一個脈絡，這個脈絡銜接了李維史陀、阿圖塞以及拉岡等人，是二十世紀法國哲學的兩大主流之一；另一個流派則是由柏格森所開啟的強調內在性的生命哲學，這個脈絡則銜接了德勒茲（Badiou, “Adventure” 74）。[25] 巴迪烏不採取傅柯或是洪席耶等人從經驗描述進入感受性的話語邏輯分歧，或是歸納歷史形上學與認識論局限的作法，更不採取德勒茲強調的內在性生命哲學的作法；巴迪烏所著重的，是以數學式的形式邏輯分析不同主體「思考自身」的樣式，並提出以「空」作為扣除原則與政治性「解離之力」的辯證運動，以便說明新思想得以發生的形式邏輯。

（二）「空」相對於「一」的解離之力與辯證運動

正如巴迪烏自己所言，分析主體行動的不同原理，使他可以藉由不同歷史情境下思想的形式邏輯，來討論「二十世紀如何思考自身」的問題（Century 3）。巴迪烏在《後設政治》（Metapolitics）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政治難解之「謎」，便是二十世紀發生的幾個解放政治的失敗：無論是透過群眾的直接紐帶，或是透過黨的中介，這些以政治為名的解放革命，英勇的人民抗爭，以正義與自由為目的之戰爭動員，最終都進入了國家官僚體制或是意識形態的信仰結構，而被穩定的國家體制消解了其政治性意義，陷入了所謂的「去政治化」的狀態（“Politics Unbound” 69-70）。對於在國家體制之下去政治化的批判，巴迪烏與洪席耶的詮釋立場是一致的。然而，對巴迪烏而言，面對這些政治難題，尤其是蘇維埃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契卡的恐怖警察國家，或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動員的血腥過程與後續形成的黨國體系，並不應該簡單地以國家機器所犯下的罪行或是集權統治的意識形態來解釋。巴迪烏認為若要思考二十世紀的政治難題，便要先思考解放政治曾經以何種方式出現，透過檢視二十世紀如何思考自身，在「解構它們被指認的國家集權控訴」之處，同時重新發掘其「最初的政治性意義」（“Politics Unbound”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