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多世紀以來，那些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義施行獨裁專制的領袖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統治法術，那就是，口頭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實質上則是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

《君主論》是一部君王教育之書，但書中的許多建議其實都是許多暴君早已無師自通了的心得體會。例如，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權力利益，暴君們也會講道德仁義，也會許下諾言，信誓旦旦保證遵守。不用馬基雅維里教他們，他們也知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並不需要重視遵守諾言，重要的是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君主決不會遵守信義，但仍會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

至於其他的品質，馬基雅維里告誡道，君主必須在表面上裝出慈悲、忠實、仁愛、公正、篤信的樣子，他甚至主張，一個聰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敵，然後再用強力把仇敵消滅，這樣才能使自己名聲大振。君主制政治上只應該考慮有效與有害，不必考慮正當與不正當，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說：“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要去實踐那些認為是好人應做的事情，因為他要統治國家，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

馬基雅維里對君主因受教育而變得道德仁慈並不抱希望，而且也認為沒有必要。這也許正是他對君主制性質的最為明智的判斷，這就像在一個官場因政治制度而幾乎整體徹底腐敗的社會里沒有必要對貪官進行道德教育一樣。布克哈特說，馬基雅維里寫《君主論》，“那時（君主）國家正處於窮途末路、腐敗不堪的狀態中，而他所提出來的挽救辦法未必都合於道德”。

比較開明的君主們，他們的出現純粹是歷史的偶然，文藝復興時期便是這樣一個歷史上少之又少的偶然時期。即便如此，君主們之間充滿了劇烈的權力爭鬥和不斷的戰爭，即便有開明的專制政治，那也只能是搖搖欲墜，危機四伏，從來沒有可能變成一種穩定的制度，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設計美國民主共和制度時汲取的就是這個教訓。

文藝復興六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專制統治不擇手段追求權力功利，維護權力統治的時代，這樣的統治者——無論是“開明君主”還是“偉大領袖”——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仁義道德教育的。只要這種情況不改變，用民主共和的制度來防止出現暴君就要遠比用道德教育來感化明君來得更加現實，也更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