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家店里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麽都不對。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我是德國人生的，他說話的聲調讓我無法給予任何反駁。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里想出點兒什麽，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我想到普里·莫萊維，腦子里想著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歷史已經結束了。科爾這麽說是想抹去戰爭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爭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

這就像今天沒有人有權利宣布有關原東德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的爭論已經結束一樣。沒有人可以這樣做，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獨裁體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卻僥幸未受迫害者。那種認為事情的核心已經不存在，投降主義與抵抗往往難以區分的論據根本站不住腳。只有已經陷進去的人才想把水攪渾。他們說什麽煽動和運動，因為有陰影落到他們身上。他們怕來自外部的陰影要勝過自己腦袋里的陰影。其實人們更願意看到的局面是：他們怕自己腦袋里的陰影要勝過來自外部的陰影。

國家安全部的犧牲品之所以成為犧牲品，是因為他們——不言而喻與陷進去的人處於同樣的困境——拒絕陷進去。對他們而言事情的核心仍舊存在：告密與拒絕告密二者之間的區別。對犧牲者來說，事情不是關係到公開供大家解釋的意見，而是關係到事實，經過恰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些事實必須成為每次討論的尺度，不容更改。誰要是無視這一尺度，那他就沒有尺度了。

幸好有一個人，他叫烏韋·約翰遜。有一個人叫羅伯特·哈費曼。有一個人叫薩拉·基爾施。還有一位沃爾夫·比爾曼和一位於爾根·富克斯。還有一位漢斯·約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庫納特、瓦爾特·肯波夫斯基、埃里希·勒斯特和賴納·孔策。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盡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