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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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寧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並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像鐘表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願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運行。在布拉格,托馬斯與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寧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針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勝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離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氣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種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麼。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麼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後,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後一點氣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

在一個陌生國家里生活就意味著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他自己國土之網來支撐他: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他輕

 

易地說他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種心靈需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里他拋棄了她,她怎麼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

她對自己說:他們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過是一個假證件,它使托馬斯想入非非。他們相愛,但他們都使對方的生活如地獄一般。相愛的事實,僅僅能證明這不是他們的錯,不是他們的行為,以及變化無常的感情的錯,而是他們不相配:他是強壯的,她是虛弱的。她就像杜布切克說一個句子停三十秒。她就像自己的祖國,結結巴巴,氣喘籲籲,說不出話。可是,當這位強者都弱得不能傷害這位弱者時,弱者也就不得不強起來以離去。她對自己說著這些,把臉貼在卡列寧毛茸茸的頭上說:“對不起,卡列寧,看來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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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擠進火車廂的一個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頭頂的行李架上,然後坐下來,卡列寧就靠著她的腿蹲著。這時,她老想著她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她供職的那個餐廳里的廚師。那人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在背後侮辱她,不厭其煩地當著每一個人的面問她打算什麼時候跟他去睡覺。想起這樣一個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厭惡的典型。可現在,她能想像的,就是仰視著他,對他說:“你總是說想和我睡覺,行,我在這里呢。”

她希望做點什麼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馬斯那兒去,希望殘酷地毀掉這七年的生活。這是暈眩,一種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們也許可以稱這種暈眩為一種虛弱的自我迷醉。一個人自覺軟弱質,決定寧可屈從而不再堅挺,就是被這種軟弱醉倒了,甚至會希望變得更加軟弱,希望在大庭廣眾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試圖勸說自己搬出布拉格,放棄攝影師的工作,回到托馬斯的聲音曾經引誘過她的小鎮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發現自己不得不花些時間處置各種現實問題,只得推遲離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馬斯突然回來了,卡列寧向他猛撲過去。這一刻,他們還來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們都感到像站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後,他們就像兩個從未吻過的戀人那樣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嗎?”他問。

 

“是的。”她回答。

“你去過雜誌社啦?”

“打了一個電話。”

 

“是嗎?”

“沒有什麼事幹,我在等著。”

“為什麼?”

 

她沒有回答。她不能告訴他,她一直在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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