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來一直在工作。一看到這張照片是什麽，有什麽意義，就馬上用另一張紙把它蓋住。幸好他打開它時，從電幕的角度來看，正好是上下顛倒的。

他把草稿奪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後推一些，盡量躲開電幕。要保持面部沒有表情不難，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無法控制心臟跳動的速度，而電幕卻很靈敏，能夠收聽得到。他等了一會兒估計大約有十分鐘之久，一邊卻擔心會不會發生什麽意外會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過一陣風。然後他連那蓋著的紙揭也不揭，就把那張照片和一些其它廢紙一古腦兒丟在忘懷洞里去。大概再過一分鐘就會化為灰燼了。

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會保留這張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這張照片同它所記錄的事件一樣，已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遺留片刻這件事，在他看來仍舊似乎有什麽了不起的關係似的。

他心里尋思，由於一紙不再存在的證據一度存在過，黨對過去的控制是不是那麽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這張照片有辦法從死灰中復活，也可能不再成為證據了。因為在他發現照片的時候，大洋國已不再同歐亞國打仗，而這三個死人是向歐亞國的特務出賣祖國的。從那時以後，曾有幾次變化——兩次，三次，他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詞已一再重寫，到最後，原來的日期和事實已毫無意義。過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斷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惡夢感的是，他從來沒有清楚地理解過為什麽要從事偽造。偽造過去的眼前利益比較明顯，但最終動機卻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筆寫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尋思，他自已是不是個瘋子，這，他已想過好幾次了。也許所謂瘋子就是個人少數派。曾經有一個時候，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是發瘋的癥狀；而今天，相信過去不能更改也是發瘋的癥狀。有這樣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如果如此，他就是個瘋子。不過想到自已是瘋子並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錯的。

他揀起兒童歷史教科書，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雙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視著他。好像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壓著你——一種能夠刺穿你的頭顱，壓迫你的腦子，嚇破你的膽子，幾乎使你放棄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東西。到最後，黨可以宣佈，二加二等於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們遲早會作此宣佈，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所處的地位必然要求這樣做。他們的哲學不僅不言而喻地否認經驗的有效性，而且否認客觀現實的存在。常識成了一切異端中的異端。可怕的不是他們由於你不那麽想而要殺死你，可怕的是他們可能是對的。因為，畢竟，我們怎麽知道二加二等於四呢？怎麽知道地心吸力發生作用呢？怎麽知道過去是不可改變的呢？如果過去和客觀世界只存在於意識中，而意識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麽辦？

可是不行！他的勇氣似乎突然自發地堅強起來。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奧勃良的臉，這並不是明顯的聯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奧勃良站在他的一邊。他是在為奧勃良——對奧勃良——寫日記，這像一封沒有完的信，沒有人會讀，但是是寫給一個具體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氣。

黨叫你不相信你耳聞目睹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後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對的龐大力量，一想到黨的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能輕而易舉地駁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論點，他不僅不能理解，因此更談不上反駁，心不覺一沈。但是他是正確的！他們錯了，他是對的。必須捍衛顯而易見、簡單真實的東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確的，必須堅持！客觀世界存在，它的規律不變。石頭硬，水濕，懸空的東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覺得他是在向奧勃良說話，也覺得他是在闡明一個重要的原理，於是寫道：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承認這一點，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