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為何說不好“中國故事”?(4)

中國除了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外,還有國有企業這個經濟部門可以調節經濟。

我認為全球經濟未來會越來越波動,所以中國怎麼做都不會放棄這個國有部門。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幾千年就是這樣。當然這三層資本之間,邊界在哪里,每一個朝代都在變化,每一個時代都在變化,改革開放40年里也有變化。現在要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完全沒有民營經濟,是不可能的。現在就是政府跟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一個問題,在中國就是混合經濟和諧的問題。 


展望2035中國政治:開放的一黨制、以黨領政、三權分工 


未來30年,中國政治會如何?這次修憲以後,大家都不說話,我覺得很奇怪。西方的反應那麼激烈,而我們國內還采取鴕鳥政策。其實這也可以從歷史上看。官方本身不好出來說,但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現在確實在形成之中。 

大家知道,一說西方,就是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幾千年的漢制,也有三權的分工合作——決策、執行、監察,從漢朝建立起,一直到晚清沒有變化。一個體制生存了兩千多年,你不能說這個制度沒有生命力。所以當我們今天說我們的文明幾千年不中斷,我們要思考,哪些東西沒有中斷?王朝是中斷的,皇帝來來去去;甚至我們的人種都變化了,我們漢人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那我們哪些東西不變呢?就是這個政治經濟體制從來沒有變化,只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動。

 

我的理解就是,80年代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當時還有點想往西方的方向發展,要黨政分開。我覺得這也正常,因為近代以來很多人都是希望往這個方向發展的。孫中山先生就要搞一個“五權憲法”,把西方的三權,加上中國傳統中他覺得好的兩權,即考試權和監察權,變成五權。但我覺得孫中山基本上是個理論家,是個“書呆子”,沒有機會實踐。從臺灣的實踐看,這兩個體制完全是不同的邏輯,要麼西方的三權為主,要麼中國的三權為主,把兩個加起來很難。所以臺灣現在基本上是西方三權的機制,考試權基本上已經沒有了,監察院還在,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 

中國這次變動巨大,加上了那個監察權。這是什麼概念?為什麼從80年代的“黨政分開”,到現在的“黨政分工”?其實就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黨政分開的道路已經走不下去了。黨政分開,黨的主管跟政府的主管兩個人之間如果有矛盾,就變成了黨政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就會產生政府的分裂。所以,1992年之後中國一直是“三合一體制”,就是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由一人來擔任,並且把國家主席實權化。“十九大”維護這個三合一制度。“三合一體制”其實是對“黨政分開”的直接否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說。實際江朱、胡溫時代都是這個思路。去年王岐山“兩會”期間有一個論述,說我們是“廣義政府”,黨也是這個政府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論述非常重要。但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的學術界,還有媒體,當時報道很少,學術界也好像沒什麼研究。這個不應該,這個概念其實非常重要。他更早的時候跟基辛格見面的時候也說了類似的話,就是要做黨政一體的改革,不是完全兩套分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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