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不可靠敘述者

“消息來自約翰遜太太,我姨媽的朋友。她說姨媽前天過世了。”她微微一頓,接著又說:“葬禮明天舉行。不知明天能否騰出空來?”

“這一切一定都會安排好的,坎頓小姐。”

“謝謝,史蒂文斯先生。對不起,能讓我單獨呆一會兒嗎?”

“當然,坎頓小姐。”

我告退出來。剛一出來,突然想到還沒對她說幾句安慰話呢。我完全能想象出來這個消息對她的打擊有多大。實際上,她姨媽一直把她當親生閨女看。我在走廊那兒停住了腳步,心想是否該回去,敲敲門,把該說的說出來。可轉念一想,如果真的進去了,可能太輕易地就介入了她的悲痛之中。的確,在那個時候,離我僅有幾步之遙的坎頓小姐也許正在痛哭呢!這麽想著,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讓我不得不在走廊里駐足片刻。最終,我覺得等另一個機會出現再表達我的同情不遲。於是,便走開了。

石黑和夫《殘日》(一九八七)

不可靠敘述者無一例外都是作者筆下的人物,是小說的組成部分。不可靠的、“無所不知”的敘述者本身是個矛盾的術語,只能出現在超常的實驗性的作品中。即使書中人物本身是敘述者,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不可信。如果他或她說的一切明顯有誤,這也只能意味著所說的足我們早已熟知的,也就是說,小說畢竟是虛構出來的。小說要想吸引住觀眾,即使是在虛幻的世界里,正如在現實生活中一樣,也必須有—種標準,能夠將正確與謬誤區分開來,這樣小說才能吸引住讀者的注意力、

運用不可靠敘述者的目的的確是想以某種詼諧的方式展現表相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揭露人類是如何歪曲或掩瞞事實的。這種意圖未必—定是自覺的或惡作劇性質的。石黑和夫小說中的敘述者並非惡棍,然而,他的生活的基礎是不敢面對、或者逃避與己與人有關的事實。他的敘述是一種自白,其中不乏毫無根據的自我肯定和特殊請求,只是到了最后他才真正了解自己,可此時已為時過晚。

故事發生的年代是一九五六年。敘述者是史蒂文斯。史蒂文斯是位上了年紀的人,在英國一家洋房里當管家。這家洋房曾是達靈頓爵士的府邸,現為一個闊綽的美國人所擁有。在新老板的敦促下,史蒂文斯到西部度了一個假,時間不長。他的真正動機是接觸坎頓小姐。坎頓小姐在二戰期間達靈頓公館處於鼎盛時期時在那里當女管家,當時達靈頓爵士在這里舉行高級政客的非正式聚會,討論歐洲的危機問題。史蒂文斯希望能說服坎頓小姐(盡管她已結婚,史蒂文斯喜歡稱她為小姐)重新出山,幫助解決達靈頓公館管理人員的危機問題。途中,他回想著過去。

史蒂文斯無論寫作還是言談都準確得嚇人,文體也異常正式。一句話,管家風格。客觀地看,這種文體沒有任何文學價值。它缺乏機智、美感與創新。作為一種媒介在這部小說里之所以奏效,主要是在於大家意識到這種風格的缺陷。逐漸地,我們可以得知,達靈頓爵士是一位笨拙的業余外交家,他堅信對希特勒應采取綏靖政策,他支持法西斯,反對猶太人。史蒂文斯從來不敢承認,也從未向別人表白過,他的雇主因后來發生的一系列歷史事件而名譽掃地。相反,他因自己細心周到地服侍他那虛弱冷淡的主人而自豪。

做一個稱職的仆人,這種想法同樣使他無法看出坎頓小姐在與他一道工作時隨時準備向他奉獻的愛,從而也就無法做出相應的反應。然而,在他敘述的過程中,他對待她的態度漸漸表露出來,盡管這種記憶有點模糊,且是經過他親手加工過的。因此,我們發現,他讓坎頓小姐再次出山的真正動機是想挽回過去,而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史蒂文斯三番五次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大好人,而實際上他毛病很多且富有欺騙性。把信交給坎頓小姐報告她姨媽的死訊后,他意識到沒有對她說安慰話;他在門外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回去,這一點幾乎讓我們忘記他在前面所說的話中沒有絲毫惋惜。他憂慮忡忡,生怕介入她個人的悲痛之中,這似乎說明他很敏感;而實際上,等他發現了另—個“可以表示同情的機會”到來時,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不懷好意地批評她對兩個新來女傭的監管不當。想到坎頓小姐可能在屋里哭,他用了“奇怪”這個詞描述自己此時的感覺,可以說再形象不過了。坎頓小姐接到姨媽的死訊后,表現得十分鎮靜,而史蒂文斯則懷疑她可能在屋里哭,這不能不令人有些驚訝。事實上,跳過幾頁之后,他坦白那並非自己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麽讓我站在走廊里。后來,在別的地方,我好好回憶起這些事情時,發現我完全可以說,這一切就發生在坎頓小姐收到姨媽噩耗后的瞬間。……然而,現在,仔細想過之后,我相信自己對此多少有些糊塗了。這件事情實際上發生在某個晚上。那時,坎頓小姐的姨媽離開人世至少有幾個月了。

事實上,在一個夜晚,他冷冰冰地拒絕了她的愛。那份愛盡管有點怯生生的,但絕對是明明白白的。他讓她難為情,這就是她躲在門后哭泣的真正原因。然而,史蒂文斯並沒有把它跟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感情瓜葛聯系在一起,而是把它同達靈頓爵士的某次重要會談扯到了一塊。政治上失去信仰與情感的匱乏一直是貫穿史蒂文斯蒼涼一生的主題。

把石黑和夫的小說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淡淡的火焰》進行比較與對照,頗有趣味。后者是運用不可靠敘述者的成功之作。這部小說風格迥異,它本身是一首長詩,作者是一個虛構的美國詩人,叫約翰·沙德。接著是沙德的鄰居歐洲流亡學者查理·金伯特對詩的詳細品評。詩是一部自傳體作品,中心思想是詩人女兒自殺的悲劇。我們知道,沙德這部詩作的手稿剛剛到了金伯特的手里,人就給暗殺了。我們很快發現金伯特瘋了,他認為自己就是某個浪漫國里的流亡國王,而這個浪漫國與革命前的俄國極為相似。他讓自己相信沙德是在寫一首有關他本人的身世的詩,沙德之死純屬誤殺,本來刺客是來暗殺金伯特本人的。他對詩的評論透露出他對一些事實的看法有多麽古怪。讀這部作品的部分樂趣在於,通過沙德詩作那“靠得住”的敘述,讓人看到金伯特自欺欺人的程度。與《殘日》相比,《淡淡的火焰》在犧牲了靠不住的敘述者之后顯然非常幽默滑稽,效果並未因此而得到削弱。金伯特的假想王國贊不拉,可愛,生動,令人著迷。納博科夫讓人物跟自己一樣,口惹懸河,同時讓他們染上自己流亡期間的強烈的思鄉之情。對比之下,石黑和夫的小說接受了敘述者應有的局限性,只會平鋪直敘。如果他是靠得住的,那麽,其效果肯定會出人意料的索然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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