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下)

筆者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我的觀點很鮮明:對待傳統文化,態度只有一個——拿來主義。我曾注意過不少論爭傳統文化、論爭國學的文章,發現根本就找不到“拿來主義”這個詞。這是一個怪象。這些論爭中的學者們,似乎有一種集體無意識,那就是把“拿來主義”給徹底忘卻了。魯迅先生當年論及“拿來主義”,再清晰不過了:“他占有,挑選”;“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的重要性,最後歸結到“能不能成為新文藝”上。

反對國學、反對傳統文化者,是看到幾千年的封建皇權造就了東方式的“專制文化”。是的,這是必須“毀滅”的對象。那麽,糟粕與精華如何區分?我比較認同一位思想家對“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不同概念的界定——“傳統文化”是各種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唐詩、宋詞、元曲,值得“拿來”;而“文化傳統”就是指“專制文化思想”,必須拋棄。

關於國學,章炳麟曾有一段名言:“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亡,是不亦視前世尤岌岌乎!”章炳麟的看法還是比較辯證的,他也看到在競爭之世,光有國學是不足以立國的。至於沒有國學是否亡國,我看也不必爭論,關鍵是如何研究、如何“拿來”。可憐可嘆的是,我們的學者研究出“中醫是最大的偽科學”、研究出“張飛原來是曹操的遠房侄女婿”之類,遠不如兩會期間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與網民交流時“隨便舉個生活中的例子”:現在的桌子、椅子,直到南北朝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椅子是學當時胡人的。

看看那些嘩眾取寵的文化研究,難道它不是一種“學術惡搞”嗎?它恐怕連“文化制造”都算不上。 

四、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需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 

“沒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這是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娃主創者、美術家韓美林說過的一句有分量的話。在2006年年初,在第三屆“文化講壇”上,韓美林進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講,那講稿就是一篇不錯的隨筆。他開篇就講到:在21世紀的經濟浪潮中,在這樣一個大的轉型時期,我們的民族要更重視“文化”這兩個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僅要有實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這個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藝術。”

韓美林直言不諱:“誰有權,誰錢多,誰就說了算。這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我們進一步理解:沒文化的文化,實質是沒思想沒精神沒內涵沒人文的文化,只是一個文化軀殼而已。文化如果總是“錢權說了算”,始終停留在“制造”層面,而不能提升為“創造”,那麽,我們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沒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制造如何興盛也只停留於“文化產業”,只融於經濟範疇,成為所謂的“新增長點”;而只有文化創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創造才有望造就大師。

“文化制造”是可以“軟件化”操作的,能夠大量復制拷貝。僅僅從“發展文化產業”來說發展文化產業,就“文化體制改革”來說文化體制改革,那注定會導致文化物化、體制硬化。在一個只有“文化制造”的國度,文化衍生產品如何之豐富,也不能說明其“有文化”。說我們如今“沒文化”,除了惡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比較典型的是“帝王劇”的“文化制造”,盡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實屬於“沒文化”之列,所以有識之士就發出了“掃皇比掃黃還重要”的聲音。

經過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我國已經成為經濟上的制造大國,而缺改革少開放的文化思想領域,至今還僅僅是個文化制造弱國和文化輸出小國。經濟要真正強大,就需變“制造大國”為“創造大國”;而文化的真正強盛,則需從“文化制造小國”跨欄般跳過“文化制造大國”,而直接走向“文化創造大國”。

以上是宏觀與中觀層面的情況,在個人的微觀層面,同樣有著“文化制造”和“文化創造”之別。聽過大師馬三立相聲中的“意識流”,其實也是諷刺“文化制造”的:“我寫,我寫小說,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過托爾斯泰,不讓巴爾紮克,外國有馬雅可夫斯基,中國有馬三立!高爾基寫《母親》,我寫《二姨》!短篇,中篇,長篇,稿費,源源不斷,郵局匯款:‘馬三立,拿戳兒!馬三立,拿戳兒!’有了錢,怎麽辦,我先買一棉帽子戴。”作家藝術家如果“商業意識”過於發達、過於靈敏,使勁於“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僅僅是商業,藝術則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談”了。今天“有錢了”先買一幢別墅住,與那“先買一棉帽子戴”也沒啥區別。

什麽是“文化創造”,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披閱十載就是典例。如今在互聯網的熱鬧之外,我們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沈默的極少數”、有“麥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邊的長笛”、有“百年孤獨”,做不到百年孤獨那麽一二十年的孤獨也好,心無旁騖專心靜心於文化藝術的創作。 

要從“文化制造”提升到“文化創造”,就需堅決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也只有堅決拋棄“沒有文化的文化”,才能實現從“文化制造”到“文化創造”的升華。


五、中國文化的康復與發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


羅曼·羅蘭說:“少數人獨占的文化架子已經破碎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羅曼 \"羅蘭的話說得真好啊!文化不是少數人獨占的文化,少數人獨占的文化其實是文化霸權和文化獨裁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更應該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人類所有的精神力量,為我們文化的康復、發展、興盛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最廣義的人文主義,就是一種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諧、寬容等等,都是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這些普世價值是人道的、人性的,它是廣義文化的崇高境界。要抵達這樣的高境界,需要硬骨錚錚的文化人不懈奮斗,奮力去拆除壓制創新、限制創造的社會因素;都說文化人要心腸軟、骨頭硬,可惜現在大抵是倒過來了,反成了骨頭軟、心腸硬。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經濟,其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是必然的趨勢;而作為“軟實力”的文化,其發展方向則需要“由上級主管向個人自主轉變”。市場經濟給我們的經濟帶來繁榮,但如果想給我們的文化也帶來興盛,必須跨越制度鴻溝。

文藝的繁榮、文化的勃興、大師的輩出,都不是靠“管理”給管出來的。“權大”管出來的文化、“錢多”造出來的文化,就是“沒有文化的文化”。所謂“文化產業”管理,就應局限於“後半程”,作家寫出一部小說是“前半程”,出書發行才是“後半程”,管理之手作用於“後半程”,任務應是監管盜版之類侵害權利的事。可遺憾的是,如今我們許多文化官員其實很沒文化,比照歷史看,甚至是“一蟹不如一蟹”。

要想重建文化自信,寬松寬容的制度環境是不可或缺的。早在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大會上,鄧小平曾說:“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麽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作——“趙丹遺言”,那是真摯心聲的流露,更是真理常識的揭示,千言萬語都在標題的10個字上——《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如今韓美林也深有感觸:“用‘沒有文化’來干涉藝術,很可怕。”

智識者說:“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復干坤。”雨果則雲:“親善產生幸福,文明帶來和諧。”親善、文明、幸福、和諧,這樣的關鍵詞,構成了文化復興的良好制度環境,我們要努力抓住,不可輕言放棄。(愛思想網站 2007-0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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