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觀察表明，商品化的文化生產體系有規律地采取與地點密切相聯系的集聚形式，大量美國之外的文化產品集聚區正處於發展階段，並對美國文化產品提出有力挑戰。如英國的流行音樂、意大利時裝、法國化妝品和香水、斯堪的納維亞設計、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電影、日本美食等，它們的國際網絡正在擴散。

伴隨著文化經濟的高速發展，地點與地點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將釋放出巨大潛能，如果說資本主義消解了某些文化表達的地點，它也將積極地再創造其他地點。美國電影、電視節目和流行音樂之所以能主導全球市場，不是因為它擁有某種不可抵抗的、非美國公司不可復制的內部秘密。

相反，這一主導地位的獲得，是美國跨國公司商業化實踐和積極的全球營銷策略的結果，而不是什麽特別的自然或社會的原因，因為“在全球化的當代，文化商品流通的壁壘與其說純粹是地理和社會的不可測知之事，不如說是金融資源匱乏或商業敏銳力不足的結果。”[25]

持此論的斯科特反對趨同論或同質化的觀點：即使文化產業在很多國家繁榮起來，其演化軌道也使其基本的產品風格和內容趨於融合，而這個融合點是以美國商品化文化生產者已經牢固建立的實踐和標準為代表的。斯科特認為，隨著多樣的、競爭的文化生產中心的存在，產品結構中易於出現的是分歧而不是融合。這不僅因為不同中心通常是以不同的生產傳統和生產條件為特點，而且也因為，任何中心長期存在的經濟活力依賴於其為源於競爭中心的產品提供現實選擇的能力。“特別是，任何其產品基本上模仿那些比較牢固確立的生產地點的產品的集聚區通常不能在平等意義上進行競爭，因為後者完全控制著報酬遞減效應和聲譽效應，就是說它幾乎總是為那在產品提供與價格相關的最好質量標準（包括真實性的因素）。”[26]因此，美國之外的任何文化生產中心，只要它還想存在和發展，就不會簡單地模仿地美國文化產品，而它們的產品，無疑具有平衡、抵抗美國文化的性質和功能。

第二，並不是全球所有人口都在接受西方文化或美國文化。全球化在目前階段的具體形式之所以會被認為是西方化、美國化，原因在於，相對已經進入後現代的西方和美國，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還處於現代發展階段，模仿西方、學習西方則是這種追趕式發展的方式之一。歷史時間上的這種落差，雖然確實加強了西方和美國的領導地位和擴張能力，同時也限制著西方文化的影響范圍。一個並非不重要的現象是，沒有一家全球公司會真的“無國籍”，所有的公司都因其原產國國土上的制度後勤而受益。如果“全球化”並非指一種抽象的“全球文化”，而是指一國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那麽，就有一個是否接受的問題。考慮到有些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接受外來文化，瓦尼耶甚至懷疑“全球化”概念的有效性：

在文化商品及勞務的生產方面，富裕的北美、歐洲和亞洲所形成的三角工業化國家正在行使著一種霸權。……這些三角工業化國家被稱為“三角強權”。就文化和消費內容的接受層面來看，這些地區也是處於第一線的地位。再者，依據富裕及發展的程度，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文化工業化和具文化價值的商品的全流流量所波及。在這些國家之中，也只有人口中最優渥的一群受惠於此一現象，且不均等的情況亦非常明顯。譬如在南撒哈拉非洲地區，僅有一小部分人居住在城市，他們擁有電視、衛星天線、錄音機、收音機、能夠上網的電腦，讀書識字，能操傳播較廣的語言，……然而，在距大城15公里外的鄉下地區，既無自來水可喝，也無電可用。在此居住的農夫既缺物資，又沒有財力及文化資源，去從事城市形態的消費。

 ……

 我們所稱的商品流量的“全球化”，不是只有那麽一個；它只是在富有國家之間特有的貿易而已。因此，不應將之稱為文化“全球化”。事實上，它只是美、歐、亞三角地區，受到其所屬國家鼓勵的私人產業霸權式支配下的一種大型的文化交融現象。[27]

盡管如此，瓦尼耶還是用“文化全球化”作為其書名，這說明他實際上還是承認這個概念的。此論的意義在於，不能把“全球化”這個概念完全落實為全球在共享一種文化。

第三，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出對非西方國家影響巨大，但非西方國家並非消極被動地接受西方文化，全球范圍內受眾的選擇性、創造性使用都在改寫著西方文化。一方面，文化產品的交流具有一般商品交換的性質，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交換比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時期更為自由、更為平等、更為理性，各國在引入這些特殊商品的時候並不是沒有任何選擇的，所以讓消費者自己選擇還是政府委派有關機構負責，在各國的情況也是不一的，許多美國文化商品是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目的從不同渠道得到的，如政府、團體或個人出面，處於經濟目的、學術交流目的、無明確目的（指帶有盲目性或管理失效）甚至走私渠道進入的。這里不但有輸出問題，也有輸入管理的問題，存在著各種相似輸出卻交易失敗問題，以及某些文化產品為何被主動吸入或拒絕輸入等具體問題。

 [25][美]艾倫·J.斯科特：《城市文化經濟學》（2000），董樹寶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頁。

 [26]同上書，第251頁。

 [27][法]尚—皮耶·瓦尼耶：《文化全球化》（1999），吳錫德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