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1)

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筆與削彼此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排比史事可顯意,連屬辭文亦能見義。《春秋》筆削書法,一變為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再變為詳略、異同、重輕、忽謹、先後、因變之史法,三變為曲直、顯晦、有無、虛實、忌諱、回護之義法。或筆或削,大抵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藉此探索文心、史識、史觀、歷史哲學,可謂順理成章。方苞會通經史古文,提倡義法,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為中國傳統敘事學著重筆削見義、比事屬辭之「法」提供了學理依據。《春秋》《左傳》等史籍「言有物」之義,大多推見以至隱,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古典小說與戲劇敘事淵源於史傳,筆削書法,自可作為解讀《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誌演義》等史傳、小說、戲劇敘事之津梁與法門。

國斯坦福大學王靖宇教授發表有關《左傳》敘事文的論文①,以比較文學的視角,借鑒西方的敘事學,來解讀《左傳》。然而《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與淵源於小說的西方敘事學顯然有別。二者可進行比較研究,恐不宜以敘事學為詮釋解讀之利器。王教授相關論述,影響兩岸三地敘事學之認知既深且遠②。

二十年來,運用西方小說敘事學觀點,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十分普遍。風氣既開,借鏡西方(小說)敘事學以探討《左傳》《史記》《三國誌》諸史傳者,亦風起云湧,方興未艾。雖然「中國古典小說,淵源於史傳」,已成為小說學界之常言③,但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與《左傳》《史記》《三國誌》等史傳之敘事,有何淵源或關聯?後世小說戲曲之敘事,如何經由轉換而接受,而傳播?至今仍是一片學術處女地,有待學界開發、拓墾。

 

一、《春秋》筆削與敘事傳統

 

《左傳》是經學、史學,《東周列國誌》為小說、文學。《三國誌》是歷史,《三國誌演義》屬文學。歷史之編纂,文學之創作,寫作之心路歷程雖相似而實不同。就事件本身之表述來說,前者是歷史敘事,後者為文學敘事。何謂敘事?有西方學者將之單純化,說成「講故事」④。雖不周延盡致,卻也易懂易知。

 

(一)《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

 

孔子參考魯史春秋,作成一萬六千餘言之《春秋》,以進退公卿,繩愆當代。去取刪存之際,必有筆削存乎其間。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⑤。筆削,原指史料的刪存去取而言,乃歷史編纂學之必要步驟與手段。取而書之,謂之筆;舍而不書,謂之削⑥。元趙汸著《春秋屬辭》,說孔子筆削《春秋》,以行其褒貶予奪之權。其言曰:

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誌。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⑦


孔子成《春秋》,子夏之徒所以「不能贊一辭」者,緣「撥亂之志」,孔子「竊取之義」,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故《春秋》往往「推見至隱」⑧。唯藉由或筆或削之對照,或書或不書之映襯,彼此可以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與削而不書之間,類似「互文見義」之性質。筆與削、書與不書之互文關係,即趙汸所謂「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四言之教。宋朱熹曾謂《春秋》「多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⑨,大抵指削而不書之類。於是《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⑩乃成解讀《春秋》之金鎖匙。連屬辭文可以顯義,排比史事亦足以見義。詮釋解讀《春秋》,屬辭比事,遂成為津梁與法門。

清方苞專擅《春秋》《周官》,古文宗師《左傳》《史記》,主「義法」說為天下倡,明以《春秋》書法為古文義法。義,指「何以書」,所謂「言有物」。法,示「如何書」,所謂「言有序」。就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言,「法」,即其事之編比,其文之連屬。方苞倡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11)。紡織先縱線、後橫線,作文意在筆先,繪畫胸有成竹,道理與之相通。舉凡史觀、史義、立場、視角、指趣、代言、形象塑造、歷史哲學、孤懷別識云云,皆是著經、修史、作文之形上將帥。事案之排比、類比、對比、比興,辭文之約束、連綴、修飾,皆脈注聚焦於「義」。此即方苞論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由此觀之,《禮記》稱「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方苞倡「義經法緯」之古文義法,誠可提供古典小說、史傳文學、敘事傳統之借鏡與參考(12)。

①詳參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論文集》,《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第23-50頁。

②如李隆獻《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可作代表。

③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9-202頁。

④浦安迪講演:《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⑤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四七《孔子世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第84頁,總第763頁。

⑥參張高評:《筆削顯義與胡安國〈春秋〉詮釋學——〈春秋〉宋學詮釋方法之一》,王水照、朱剛主編:《新宋學》第五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75-308頁。

⑦趙汸:《春秋屬辭》卷八《假筆削以行權第二》,《通誌堂經解》本,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第1-2頁,總第14801頁。

⑧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第104頁,總第1264頁。

⑨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三《春秋綱領》,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152、2149頁。

⑩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卷四八《經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第1255頁。參見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第二章《屬辭比事與〈春秋〉宋學詮釋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第44頁。

(11)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第七章《比事屬辭與方苞論古文義法》,第301-368頁。

(12)張高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4期,2017年,第1-35頁。

(作者簡介:張高評,臺灣成功大學名譽教授。“史學理論研究” 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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