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維柯警告我們不要依賴「民族的自負」，就像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所觀察的那樣，希臘人或野蠻人、迦勒底人、西徐亞人、埃及人，還有中國人都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人性，發現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從世界開端至今的記憶。他們中的每一個已有幾千年沒有相互來往了，交流本來可以使他們共享各自的觀念。

一個睡在小屋中的人與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樣，黑暗使他誤入歧途，他甚至認為這間小屋大得出奇以至於無法親手觸到它。維柯接受了這些夢幻者對某些知識的吹噓，他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個民族的各種記憶中作出選擇，因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聲稱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維柯把「學者的自負」與「民族的自負」相提並論。學者們渴望自己的知識和世界一樣古老，因此，他們熱衷於在古人中想像出一種不可接近的神秘智慧，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將這些神秘智慧和他們所傳授的觀點調和在一起，他們用古人裝束喬裝打扮目的是增強自己觀點的可接受性。

這種錯誤不僅柏拉圖犯過，尤其是在《克拉底魯》篇的研究中，古代和現代的歷史學家概莫能外，維柯本人也陷入其中，因此，他能夠在自己的著作中設身處地地研究它，當他寫作《論原始智慧》時，他自信已經在拉丁文的詞源中找到了意大利人形而上學的證據，確切地說，意大利人的形而上學與他自己的真理與創造物相互轉換的學說一致，與他自己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一致。

從這三種偏見，尤其是從「學者的自負」產生出了第四種偏見，在這兒，我們稱之為「根源偏見」或「文化海峽」，富有嘲諷意味的是，維柯稱之為「各民族的學究序列」理論。舉例來說，根據這一理論，索羅斯特為迦勒底人教導了伯羅蘇斯，伯羅蘇斯接著也為埃及人教導了偉大的交通神麥庫里斯，麥庫里斯教導了埃及人的法典制定者阿特拉斯；阿特拉斯·俄耳浦斯教導了色雷斯的傳教士；最後，俄耳浦斯在希臘建立了自己的學派。

經歷了這些漫長旅程之後，的確很容易達到那些幾乎沒有擺脫奴役狀態，棲居於高山之巔，隱身於幾乎不可通達之所甚至不被鄰人所知的原始諸民族！這些漫長旅程承擔著把已發現之物傳播開來的使命，任何民族都能為自己創造這種發現。當諸民族通過戰爭和談判互相認識的時候，如果他們意氣相投，那是因為他們都有一些探求真理的動機，都源自於相同的人類需要。我們有必要像這些法律的對比者或探源者一樣，為了解釋在巴勒斯坦、雅典和羅馬人們為什麽公認有權在夜間殺死小偷，去假設雅典人的法律和摩西律法曾經影響過羅馬人的法律嗎？畢達哥拉斯有必要跋山涉水到像印度一樣遠的地方傳播靈魂轉世學說嗎？

仍然有人持有這樣的偏見，他們認為古代歷史學家所傳遞的原始時代的信息是最準確的，其實不然，他們對最初歷史的了解和我們一樣寥寥無幾，甚至還不如我們。至於希臘史，維柯發現，更確切地說是他設想，他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了一個證明：直到上一世代為止，希臘歷史學家對他們自己時代的一切一無所知，維柯還發現希臘歷史學家只是在色諾芬時代才開始有關於波斯人的準確信息。羅馬歷史學家通常以羅馬的建立為歷史之開端；但是，羅馬的起源一定不是世界的開始。羅馬是一座建立在拉丁姆區大量的卑微而更古老的民眾之中的新城市。甚至羅馬的李維也拒不保證布匿戰爭之前的早期數世紀的歷史事實的真實性，雖然他能精確地描述布匿戰爭。李維甚至坦率地供認他根本就不知道漢尼拔怎樣完成了他那偉大的、值得紀念的從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長征，是經過考提山口越過阿爾卑斯山，還是經過彭恩山口。這就是古代歷史學家準確傳遞的信息！

由於這些和類似的可疑原則，整個希臘歷史上至希羅多德和羅馬時代下迄第二次布匿戰爭，對維柯來說，好像都不可信，都是無人認領的疆域，因此可以說，這是一片憑先占權就可進入並擁有它的土地。維柯用那些直接從我們已經列舉過的消極原則產生的積極原則武裝自己，之後，他進入了這一片領地。即使維柯否認那些與他們自己所描述的事實有時間距離的歷史學家的可信性，即使他的民族自豪感大打折扣，即使他讓幻覺和冒充的知識分子昭然若揭，他依然不會滿足於這部破壞性的著作。他廢除了過時的不值得信賴的方法，專心致志於提供一個新的、品質優良、堅韌無比的方法。他致力於提供一個方法體系，有了它就能夠獲取新的歷史文獻，也能夠改進對已知文獻的研究。事實上，除了從公認的敘述轉到以敘述為基礎的文獻，歷史知識從來沒有取得任何進步，只有這些文獻才有肯定、糾正和豐富這些敘述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