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對於這一觀點局限性的認識十分緩慢，不論是佃農階層還是城市工人階層研究，在材料方面還有不少難以彌補的空白。只因他們的世界觀不夠「有趣」，許多文化術語就這樣無法以其本來面目記錄。像工人階級傳統這樣的文化要素，最多不過是被當作一種「馬後炮」式的思考，僅是為某一特定階層形象已有的固化觀念提供史學和現象學的素材而已。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過去的研究者對於民間詩歌所保有的浪漫主義的研究興趣是幼稚的。恰恰相反，對民間詩歌的研究有其充分的社會價值，即便這些價值並不十分明確。從這一角度來說，縱使正式講話也應該以嚴肅態度進行研究，作為局外人的威廉·威爾森(William A.Wilson)就是這樣在芬蘭進行研究的，人們沒有理由被宣傳的批判分析嚇倒。

事實上，又有多少身處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民俗學者能夠真正認識到其研究工作的社會價值呢？學者們往往有一種傾向——從某種程度說是一種權利——他們往往將自己從社會上的熱門話題中剝離出來，而專注於自認為最適合產出的知識成果。或許可以說他們缺乏社會責任感，但不能說他們幼稚。事實已經證明，關於民俗傳統的浪漫主義研究對社會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大多數現代民俗學者無法企及的成就。

一個民族的早期歷史已經無法像從前那樣激勵民俗學者從事研究工作了。它將永遠帶著某種大眾科學的魅力，滿足某些人不切實際的學術幻想。不可否認，從這個角度來說，與諸如歷史學者相比，民俗學者正在退居到一個較為不受肯定的學術境地，畢竟他們與那些備受批評的民間材料有著天然的關聯。

那麽，究竟是什麽吸引學者的注意呢？從民族文化向群體研究的轉型過程中，民俗學正在逐漸關注形成民俗功能的傳統體系，即研究興趣的落點並不在於民俗傳統本身，而是在於使用和控制該民俗傳統的系統。如果不弄清這個系統的運作，也就無從談起民俗傳統的生命力。這個系統不只牽涉民俗本身，也包括產生、使用、維護該系統的人。因此，田野調查與作為研究對象的社區進行實際接觸就成了民俗研究的重中之重。當然，有些社區已無法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但是，對於那些無意涉足田野實踐的民俗學者，可以肯定地說，想要實現他的學術夢想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民俗學者的角色是邊緣化的，他需要整合自己的理論認知，遊走在兩種文化間的無人之境，也是通過田野調查，他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這種角色。

基於這個原因，「對話人類學」(Dialogical Anthropology)這一術語更接近於民俗學者的基本研究態度。民俗學者在科學研究和民間社區這兩個世界中來回穿梭，在兩個世界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方面，他需要與訪談對象建立私人關係；另一方面，他需要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在學術規範之下，發揮一個學者應當起到的作用。另外，他也有義務對提供研究經費和支持的學術界負責。研究者與訪談對象之間的不平衡極易蠶食他們之間的關係，常常會阻礙部分研究目標的達成，也可能使訪談對象在研究過程中采用錯誤的方式配合訪談。因此，對話人類學從研究伊始，就有意識地鼓勵自發性敘述和自我表達，強調訪談對象詮釋自身文化的權威性，避免交叉考察，建立平衡的對話機制。不斷加強的信任感能夠幫助研究者理解訪談對象眼中的傳統，以及這些傳統的意義。

當代民俗研究重視訪談對象對民俗文化的有意識表達和闡釋，而曾經的民俗研究一度不承認這種研究方法。與民俗產品本身相比，訪談對象對於民俗的詮釋被認為是次要的。這種片面認識往往來源於非語言性知識領域的相關經驗。過去的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對於民俗研究來說，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使之與訪談對象有機融合，是至關重要的；正因如此，過去的研究者也無法在訪談對象描述他所能意識到的非語言性文化要素的過程中給予支持和幫助。當代民俗學試圖將訪談對象視為與研究人員地位等同的共同研究者，他們同樣為研究提供相應的信息。

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一個轉變，研究重點已經從民俗本身轉向使民俗存在的人及其功能性社區的研究。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它強調了研究所有與民俗有關的環境、語境、意義的重要性。民俗學因此成為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一種形式。然而，這並不會使民俗學失去其自身特點，因為民俗學獨特的研究著眼點就在於傳統文化中固有元素的價值。當人類學者和民族學者過於關注社會或經濟建構的時候，民俗學的重要使命就是觀察文化建構和文化變遷。事實上，對於口頭傳統，即一種非文字化的文學形式、語言表達藝術的研究，就是展現民俗學者研究能力的一個典型領域。這一領域並不會吸引太多的研究者，然而隨著研究以及與訪談對象關係的深入，它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作者簡介：[芬]勞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國際著名民俗學家，1982年，勞里·航柯正式受邀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民俗保護項目的主要專家。原文出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