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位於維柯社會學理論根基處的哲學加強了重演的社會理論，那麽它所摻雜的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就削弱了這種理論。維柯尤其精通羅馬史並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羅馬史是維柯的第一個歷史研究課題，也是他多年鉆研的對象。因此，無論是因為維柯對羅馬史的深入研究，還是因為羅馬史研究的複雜性感人至深和經久不衰，羅馬史在維柯的思想中都是典型的、標準的歷史，為其他的歷史提供了樣板，同時也和盛衰之道即演化和重演律本身混淆在一起。

羅馬向他展示了羅慕路斯的庇護所，那是從自然狀態向政治組織的轉變：起初，只出現了貴族制和君主制的組織，甚至後來這兩種組織也未曾出現；民主制源自於對貴族制的抗爭，結束於真正的君主制，這是市民生活的最完美形式；從那時起，人類歷史經歷了一個每況愈下的過程：反思的或文明的野蠻狀態比起原始高尚的野蠻狀態來是無比的惡劣。與之相隨的是在自然狀態中漫遊的次級形態，在自然狀態和新的野蠻狀態中，一個新的青年時代，即中世紀來到了。希臘人難於從羅馬史中概括出一般結論，只能在此處或彼處加以補充，這個羅馬史如同維柯制定的社會動力學規律中的格言。

人類首先被必然性刺痛，接著被功利吸引，再接下來是意識到了方便，在那之後便尋歡作樂，接著揮霍奢侈，最後淪為瘋狂地濫用資源的犧牲品。起初必須存在著像波呂斐摩斯那樣的殘忍強壯之人，並使人在家庭生活狀態中服從於人，並勸誘他遵守市民生活的法律。必須存在著像阿喀琉斯這樣的其本性決不贊同平等的人，才能在家庭之上建立共和的貴族政體。接下來，要想開辟普遍民主的道路，勇敢者和像阿里斯泰德、西庇阿·阿弗里卡努斯這樣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在這之後，具有顯著的美德同時又帶偉大缺點的偉人出現了，比如亞歷山大或愷撒，他們聲名遠揚，並且引進了君主制。再後來，一定是像提比略這樣有嚴肅思考本性的人鞏固了君主制；最後，像卡利古拉、尼祿、杜米提安這樣的狂野、荒淫、不知羞恥之人推翻了君主制。

因為羅馬歷史被精煉成典型的歷史，與此同時，典型的歷史也被合並到羅馬歷史之中，所以維柯的重演律被例外打得千瘡百孔，這些例外比那些與經驗定律相對應的事例要普通得多、嚴肅得多。因此，如果維柯果真相信他的經驗科學與心靈的理想規律相等同，那麽，這個規律所宣稱的貫穿世代和整個宇宙的永久性看來是一個絕妙的嘲諷。維柯說，迦太基、加普亞和努曼提亞這三個曾揚言要與世界帝國羅馬一爭高下的城邦，沒有成功地完成命定的人類事務的行程。迦太基人的失敗是由於土著非洲人氣質中的敏感性，由於迦太基人從事海上貿易的原因，他們的這種氣質與日俱增；加普亞人的失敗是由於柔和的氣候和坎佩尼亞的物產豐富；努曼提亞人的失敗是由於他們在羅馬統治下的英雄主義的首次爆發就被鎮壓了，這次鎮壓是由迦太基的征服者西庇阿·阿弗里卡努斯領導的，並得到世界力量的支援。

美國現在正在踏上人類事務的道路，這是因為歐洲人對美洲的發現；波蘭和英格蘭仍然是貴族制的，要不是民眾事務的自然進程受到了特殊原因的阻礙，完善的君主制早就完成了。至於中世紀，如果他們以關於真正的神的宗教——基督教的創立為開端，那麽，在維柯的判斷中他們就不可能被認為是向自然狀態的真正復歸。無論如何，向自然狀態和野蠻狀態的復歸好像不是通向人類理想狀態的唯一途徑。另一種選擇是，一個衰落的民族應該丟棄自己的獨立性受控於一個優等的民族。最後，如果哲學家和政治家通力協作，使已經達到的完善狀態保存下來，並且制止岌岌可危的毀滅，如果事實像他所看到的那樣，貴族制的共和國挨過了自己的艱難歲月，中世紀的殘餘物通過「超級智慧」的藝術成功地保存了自身，那麽衰落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