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席耶與布爾迪厄的論點，大致可以歸結為兩條相反的進路。若我們把主體自主性區分為三種層次：（1）想要有自主性；（2）可能有自主性；（3）實際上有自主性──那麼，布爾迪厄談的是「實際上能有的自主性」，而洪席耶則是著眼於「主體可能有的、與想要有的自主性」。明確地說，布爾迪厄是先承認了遊戲中的幻覺成分，再用遊戲感去推測「可能有的自主性」（亦即自主性的可能性）；而洪席耶則是從主體生活於「警治」的可感配置下，透過懸置的自由遊玩，去保全「可能有的自主性」──這條進路，或許是從「想要有自主性」出發，而去談論自主性的可能性。如果上述的辨析不致太離譜，那麼兩人的看法之所以隔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兩者的立論點、進路，和一開始所接受的前提，都不完全相同。

21 見席勒第十封信的後半部（席勒1989: 49-51）。

洪席耶和布爾迪厄的辯詰，涉及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問題；在我看來，洪席耶提出的「美學－政治」思考，某種程度可視為對「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提出的異議（米爾斯1996: 40），22 但其實布爾迪厄對此不是全無自覺的，例如他曾提出「知識論警覺」來提醒社會學家不該只有對社會的表面認識（劉維公1998:  4-6）。他們兩人的歧見，從思想史的脈絡來看，或許涉及結構觀點與行動視角之間不同側重的辯證火花。在人文社會學科的光譜裡，這兩造始終僵持不下；自古典社會學以來，即認定社會結構絕非幻相，然而個體的意志自主性卻也是真實的存在，儘管有許多社會學家試圖解開兩造糾結，然此大哉問迄今難解（葉啟政、林文凱2002: 199-212）。

布爾迪厄與洪席耶的美學分歧，當然涉及社會學美學與哲學美學之爭，但不能就此簡單定位。布爾迪厄在方法上確實採取了社會科學的模式，但他也警覺到其研究的反身性；洪席耶雖然自哲學出發，卻也未否定美學表現／再現背後的社會結構關係。相較之下，布爾迪厄敏於覺察

「差異」，即每個人在所處的複雜結構差異下，將會影響到日常的各項判斷；而洪席耶重視「共感」，意即你我雖然處在截然不同的複雜結構中， 但都具有主動「游離」於被給定之政經分配的可能性，進而能在可感配置下，具備「共感」的潛能。進一步說，由布爾迪厄與洪席耶兩種路徑的分歧，或能聯想到當代思潮中對差異政治與共同體的不同側重。23

22 社會學的一個前提是：個人的必然也是社會的，此即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所謂「社會學的想像」。亦可參考：瞿海源、王振寰2010: 6-7。

23 談及差異政治，重要的脈絡當屬艾莉斯‧ 楊（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法農（Frantz  Omar  Fanon,  1925- 1961）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也是影響深遠的著作。至於共同體論述， 馬克思主義是當然組成， 乃至於社群主義者如桑德爾（Michael Sandel）、沃澤爾（Michael  Walzer）、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貝爾（Daniel  A. Bell）、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也都重視共同體的建構（金里卡2003:  272）。此外，海德格（Mar tin  Heidegger,  1889-1976）關於「同在」（mitsein）的說法，與班納迪克‧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也與共同體論述相關。而儂曦（Jean-Luc Nancy, 1940-）對海德格的「同在」進行了深度的詮釋與批評，也是值得參考的脈絡。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