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對康德的美學進行了「通俗批判」，他以社會學方法駁斥了無關乎利害等美學思想，主張品味的形塑與社會的構成有高度關係，而個體透過「幻化－遊戲感」在社會場域中實踐。但在洪席耶看來，布爾迪厄的理論將主體的品味與自主性限縮在社會框架裡，忽視了人在事物前得以「懸置」，在「警治」內得以「政治」的「自由遊玩」的美學可能性。兩人看法的差異，涉及結構觀點與行動視角的多重辯證，也有哲學美學與社會學美學不同側重的角力。本文試圖釐清兩者的主張，並透過「幻化遊戲」及「懸置遊玩」這組概念，與三種層次的自主性去解釋他們進路的差異。

一、前言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對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的美學進行了「通俗」批判（“Vulgar” Critigue），他以大量的問卷與數據，駁斥了康德以降「無原由、無功能、形式優先於內容、無關乎利害」等想法。布爾迪厄強調的是社會條件，認為現實的諸種運作，都影響了品味（taste）的建構，而且必然牽涉到場域（fields）、實踐（practies）、 習性（habitus），與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多重交換。 但在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1940-）看來，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其實將人的自主性（autonomy）限縮在各自所處的社會位置及階級內，而忽視了人在事物前得以「懸置」，在「警治」內得以「政治」的可能。洪席耶用以批評布爾迪厄的進路是：借道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的美學，以汲取康德的哲學資源，透過區分出三種「藝術體制」，試圖凸顯出主體對於審美的自由與平等，並進而詮釋出美學的政治意涵。 布爾迪厄如何批評康德，而洪席耶又是如何批評布爾迪厄？他們的評論及主張是否成立？社會決定了個體的品味嗎？或者個體能獨立於社會形塑，以決定一己的品味？這些議題是本文前半部欲釐清的要點。在文章後半，我試圖指出布爾迪厄和洪席耶觀點雖相異，卻在理論的關鍵處採用了相近的概念：「遊戲」與「遊玩」── 何以如此？他們各自要克服什麼樣的難題？在本文的最後，我試圖說明布爾迪厄和洪席耶迥異的美學觀，不僅涉及社會學美學與哲學美學的多重辯證，也可思及當代思潮中對差異政治與共同體的不同側重，並透過三種層次的自主性去解釋兩者進路的差異。

二、布爾迪厄對康德的「通俗」批判

康德對近現代美學帶來了極大影響，有一部分現代美學的探討對象因而由美的本質轉向美感經驗（賀瑞麟2015: 120）。某些常見的想法如：鑑賞與創作藝術的能力關乎個人天賦、審美經驗是不涉及現實考量的純粹經驗、藝術品的評價是普世成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態度──這類想法構成了形形色色的美學流派，例如心理距離說、審美態度論、直覺表現主義、現象學美學等。然布爾迪厄將這些不同想法視為廣義的「本質分析」，認為它們源自於對「純粹藝術品味」的信念，而忽視了歷史與社會條件： 

如果說，這些對於本質的分析基本上彼此類似，這是因為它們或隱約、或明顯地（如自稱現象學的那些分析）在關注的客體，都是作者本人對於藝術作品的主觀體驗，也就是某個社會裡某位有教養的人的體驗，卻未能顧及這個經驗的歷史性，以及所經驗到的這個客體的歷史性。也就是說，這些分析並未自覺，它們的所為是在把個案普遍化，同時又把一種發生在某時某地的、特定的藝術品經驗，建構成適用於所有藝術感知的跨歷史性規範。這些分析也不去追問， 這個藝術經驗有哪些可能性的歷史與社會條件：這些分析妨礙了別人去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才得以如此生產與建構這些值得以審美方式觀看的作品；而這些分析還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在哪些條件下，才能（以整個種系的生成來說）生產出，並（以單一個體的生成來說）隨著時間的進展，持續再生產出這些分析所需的美學秉性。（Bourdieu 1996: 286；粗體為原文樣式）¹

1  本文的中文翻譯，我皆以英譯本為主，若有中譯本則同時比對，再進行若干校正。

（本文作者廖育正：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原載：中外文學‧ 第48 卷‧ 第1 期‧2019 年3 月‧ 頁12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