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只注重文化活動，全然摒除政治的存在；或者說，只注意文化差異的自主獨立這一特性，全然否定政治團結形成的可能性。就連文化沖突所帶有的政治色彩亦遭否定。如果說完全從“高雅”文化、從不平等和統治關係的歷史現實剝離出來的大眾文化已然在積極從事批判活動了的話，如果說電視和商場已然成了顛覆場所的話，也就沒有什麼鬥爭了，實際也就不需要什麼鬥爭了。而如果說只有這些文化表現形式的話，那麼“大眾”對消費資本主義的順從和甘心忍受就會像文化批判家們說的那樣，必然是一絲不茍、不折不扣的了。這就是文化研究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悖論：繞來繞去最後還是確認，甚至是贊美這一反民主的論點。[42]

以文化研究的政治傾向最突出反映在女權主義和反種族歧視問題為例。這方面，可以補充非西方的印度學者阿赫麥德的觀點：“我認為實際上並不存在西方意識形態這樣一種東西。同第三世界一樣，所謂的西方當然是種極其模糊的概念，就連一個國家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識形態或單一的文化。我認為，每個國家都有眾多且相互沖突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我根本就不相信第三世界生產的文化藝術品——全部，抑或大部分——會具有破壞力。問任何一個婦女好了，她會告訴你，這些作品大多是中規中矩的，在她們自己的那個地方是很保守、極度反對人人平等的。例如，一部泰戈爾的小說可能會被當作來自第三世界的作品在美國講授。然而在印度國內，泰戈爾是個享有極高聲譽的人物，怎麼也不會被認為‘具有破壞力’。當然有些被引進的第三世界的文化藝術作品是含有破壞力的內容的，然而這些內容在其融入主流文化的教育實踐過程中漸次失去了其意義。這種融合的發生，並不是因為西方意識形態以某種特殊的方式（通常只是玩玩異國情調而已）融合了第三世界的作品，而是因為西方學術界在竭力吸收一切的一切——甚至馬克思——為本國服務。”[43]

所以，無論是19世紀以來的“文化批判”還是當代的“文化研究”，它們都不是政治，而只是思維現象、學術現象。文化研究並沒有真正介入現實政治，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總結。其一，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是誇張之辭。美國批評家文森特·里奇（Vincent B.Leitch）指出:“文化研究通過強調商品化和霸權的潛藏的過程有效地對神聖化了的文化進行了去魅，卻常常把亞文化的、反文化和少數團體的抵抗神化了，誇大它們的真正影響和補償性的象征意義。”[44]第二，文化研究不但不是什麼政治，實際上還遠離了政治。更為正統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認為：“在一批略顯狂野的學者身上，對法國哲學的興趣已以讓位於對法式接吻的迷戀。在某些文化圈子里手淫的政治遠遠要比中東的政治來得更令人著迷。社會主義已徹底輸給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讀文化的學生中，人體是非常時髦的話題，不過通常是色情的身體而不是饑餓的身體。對交歡的人體興趣盎然，對勞作的身體興趣索然。講話輕聲細語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們在圖書館里把成一堆，勤奮地研究著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電子人，淫穢電影這樣聳人聽聞的題目。”[45]在伊格爾頓看來，如果說文化研究是政治的話，那也只是“遺忘的政治”。其三，文化研究已經被它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體制所吸收。相對於已經建立了穩固的學術傳統和文化地位的經典“學科”，文化研究不僅以那樣從來都被打入另冊、被歷史遺忘了的對象和領域為研究範圍，而且確實是學術體制中的一匹“黑馬”，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特征，就是其巨大的同化力和吸納力，已經有人注意到並警告說：“文化研究正在迅速進入當代美國思想和學術生活的主流，在傳播學這門學科內，文化研究似乎不再是僅僅以其邊緣存在而獲得寬容；學科的統治集團向它送秋波，甚至賦予它以權力。”[46]顯然，文化研究在全球範圍內都日益踏上學科化、建制化的旅程，這個問題還是馬爾庫塞當年提出的，反文化、反體制、反資本主義等等也完全可以被文化、體制、資本主義照單全收。至少到目前，我們與其說文化研究是“邊緣”，不如說它已經是一種擁有權威、占據中心的時髦話語了。

[42][德]弗朗西斯·穆爾赫恩：《文化研究與政治》，埃倫·梅克辛斯·伍德等主編：《保衛歷史——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1997），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頁。

[43][印]艾傑茲·阿赫麥德：《文化、民族主義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埃倫·梅克辛斯·伍德等主編：《保衛歷史——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1997），郝名瑋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4頁。

[44][美]文森特·里奇：《當代文學批評——里奇文論精選》，王順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頁。

[45][英]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2003），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頁。

[46][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馬海良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