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經濟學引申開來的方法論啟示是，在文化產業研究中，我們既要充分使用、又要高度警惕量化方法。赫爾曼·格雷(Herman S. Gray)的一個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盡管技術發展使實證測量方法的精確性不斷提高,但是我們社會依舊有一些難以言表的像疾病一樣的痕跡.它產生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感上感覺其存在的、意識中意識到其存在的東西。[19]

這“痕跡”不只是指美學上、政治上的，也包括知識上的。當代科學哲學家邁克·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有關“默會知識”（tacit knowing， tacit knowledge）的研究，已經指出“明確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理想之虛妄。在文化實踐中，各種地方知識、種族知識的構建都太多地受到推測性、想象性的影響。再如當代視覺文化是如此深刻地受到技術和權力的制作、修改，以至於我們再也不相信我們能夠認識看到的東西。如果眼見不為實，我們又該相信什麼？所有這些都是文化生產與研究中的回避不了的，僅僅經濟學的或其他的量化研究都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分析。

2、“政治”，還是學術？

當代西方的文化產業研究經歷了一個複雜多變的歷史過程。20世紀中葉以後，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和福柯的“治理性”（govermmentality）理論的啟發和引領下，西方文化理論展開了對自上而下的文化統治的批判，文化研究具有自覺的政治意識。在此之後，一系列的因素導致文化研究的轉型。先是英國文化研究雖然關注國家權力對文化藝術的介入，雖然還是把文化作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政治關係所產生的文化領導權形式，但他們已經關注文化中的抵制與對抗關係。然後是1960—197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一些文化節慶和旅遊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如法國的“亞維農藝術節”和英國的“愛丁堡藝術節”，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再後1980年代以後，“里根主義”和“撒徹爾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理念全面擴張，文化被卷入市場經濟之中，文化批判理論鋒芒稍斂，理論學說同時思考文化商品生產與分配的“民主化”。最後是1990年代以來，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在全球範圍內興起。

 按照這個發展線索，文化產業研究當然應當主要集中於文化產業的文化與經濟兩方面。但無論是文化方面還是經濟方面，都未能擺脫政治約束。以經濟為例，正如臺灣學者劉俊裕從都市文化治理的角度所總結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經濟表面上雖然成為當前官方文化治理的主要目標，但文化治理的文化領導權或意識形態層面並未消失，持續的經濟成長本身就被視為政治穩定的根基，而文化經濟也像觀光旅遊、高科技產業、網絡企業一樣，被賦予“無煙囪汙染”和“進步”意象而更具正當性。也就是說，都市文化經濟和文化權利的思維在當代治理論述中崛起，其核心緣由並不是真切地希望以文化藝術人作為治理的主體，而是都市、國家政權為了維持其統治的合理性、正當性，所衍生出的一種文化策略性手段或工具。[20]

這就是說，文化地位的提升也好，文化經濟的興起也好，都沒有改變政治和權力把文化作為統治或治理的工具這一傳統。從而，政治議題就不能在文化產業研究中缺席。實際上，文化研究的興起，不但是對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全面擴張的學術反應，而且是學術知識分子對當代政治變動的一種參與。文化研究與政治的關係，本身就是當代文化理論的一個重大問題。

在文化研究的發源地英國，文化論說經歷了由保守的自由主義向激進的政治抗議轉換的過程。率先重視文化的社會/政治功能的阿諾德—利維斯傳統關心的是以文化重建國家和社會秩序，而當代文化研究期待的是顛覆現存秩序。英國學者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對此有一個說明：“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也逐漸意味著電影、形象、時尚、生活方式、促銷、廣告和通訊傳媒。符號和景觀逐漸充斥著社會生活。歐洲擔心文化的美國化。我們看上去似乎已經實現了富裕但並不滿足，這就彰顯了文化問題或“生活質量”問題……文化現在站在持異議的一方，而不是協調解決之道。”[21]

[19][美]赫爾曼·格雷：《斷裂和理論時間》（2008），陳誌強譯，載北京：《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1期，第39頁。

[20]劉俊裕：《全球在地文化：都市文化治理與文化策略的形構》，載劉俊裕主編：《全球都市文化治理與文化策略》，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3年版，第5頁。

[21][英]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2003），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6頁。

（愛思想 202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