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從詩向語言的突圍——讀《詩人何為》(4)

海德格爾是這樣解釋里爾克所謂使動植物處於冒險中的“陰沈之趣”的:“陰沈”(Dumpf)的意思是“被抑郁”(gedaempft),但里爾克不是從消極的意義上,而是從好的意義上看待這種被抑郁的,即“指其根基深而有承擔者的特性的東西”,例如“對我們來說花之存在是偉大的”(第292頁)。

但這樣一來,人對於動植物的超出(“冒險更甚”)就恰好成了人的可鄙之處了[9]。人伴隨冒險而前行就是為了獲得自己的安全,即要一貫地貫徹自己(dasSichdurchsetzen),於是他就去制造、訂造、改造、擺放自然,使之“對象化”(Vergegenstaendlichung)成為置於自己面前的“表象”,這在現代人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現代人不知道這種對象化的意願“究竟是由於什麽樣的作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而被意願的”(第294頁,有改動),而只是不可遏止地要把一切都變成這種意願的自身貫徹的材料,甚至人本身也被用作上級意圖的材料了,“這是從技術的隱蔽本質中出現的過程”,而“現代科學和極權國家都是技術之本質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技術的隨從”(第295頁)。可以看出,海德格爾是深深同情於里爾克對現代社會中技術統治人的現象的不滿的;但他認為,人對動植物的超出導致主客二分的技術統治,這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內在必然性的。當蜂擁而來的“美國貨”堵塞了古老的生命源泉時,弊病的根源卻正在歐洲大陸傳統的形而上學中。

所以,他並不完全讚同里爾克對牧歌時代的“鄉愁”,而認為里爾克的“洞察那獲救的存在者整體的一瞥”只應當看作從當代技術現象中獲得的一種“暗示”,它暗示出有一個可能從更本源處來克服技術的領域(參看第296頁,有改動)。這個領域決不是退回到過去的美好時代或動植物式的無知無為,因為海德格爾清醒地意識到,“當人把世界作為對象,用技術加以建設之際,人就把自己通向敞開者的本來已經封閉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第299頁)。現代社會連同其技術已堅決地向過去時代“告別”,任何企圖在這種自我貫徹的秩序之外去設想某種保留地或“附屬建築”(如宗教信仰)的想法都是“自欺”,“而逃向希臘諸神也就屬於這種自欺的範圍之內”(第300頁)。海德格爾認為,現代社會不容許任何幻想,而必須直接面對自身的危機,認清並指出人的本質所面臨的危險。而這就是現代詩人的使命,也是現代社會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如荷爾德林說的:

但哪里有危險,

哪里也生出拯救。(第301頁,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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