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龍 《論洪席耶的“文學性”理論》(6)

洪席耶認為,藝術生產出來的被解放的主體不是個體化意義上的主體,而是一個集體意義上的歧感共同體,這也是作為“倫理-審美”革命實踐的藝術的目標。但就像他對“人民”所作的理解那樣,這一歧感共同體是空間性的而非主體意義上的,因為“打從一開始,現代政治動物便是一種文學動物,而處於一個文學回圈之中。這個回圈松動了那決定每個人位置的詞語秩序和身體秩序的關係。政治主體化便是這些多重斷裂線的產物”23。這種理解,顯然受到了他的老師阿爾都塞的影響。阿爾都塞認為歷史和現實不是時間意義上的,而是結構和空間意義上的,“這是一個地形學的形式,也就是說,是一個空間結構的形式,它在空間上為給定的現實指出了它們各自的地位。”24也就是說,阿爾都塞認為歷史是一個沒有主體的過程,它是一個空間,在空間中沒有主體,只有無數的當事人,這些當事人“只有一些位置,人們可以在那里結成各種關係”25,所以想要成為歷史空間中的當事人,就必須要把自己寫在這個政治實踐空間內的某個地方,和他人形成某種關係。因而,阿爾都塞強調藝術應該能夠起到改造現實的作用,劇場應該成為社會關係再生產的場所,而那種單純強調審美享受的戲劇,只是信奉可恥哲學的“烹調術戲劇”26。洪席耶所說的美學的政治,就是把審美活動當作了革命和改造社會的實踐,革命變成了審美實踐和有關生命與情感的政治。

洪席耶的文學性理論,跳出了傳統再現詩學與表達詩學的體制,從詞與物的關係的角度對文學做了新的闡釋。作為不規則的話語形態,文學被看作是對感性秩序的重組和感性經驗的再分配,故此這種話語實踐形成了“文學的政治”,這種文學的政治是洪席耶“美學的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在“治安/政治”的二元架構中,是對治安建立起來的感性秩序的顛覆和重構,所以政治和文學具有了內在的同構性。洪席耶提出這一問題,意在超越近代以來以個體化的人性為基礎、強調藝術自律的美學思想,恢復美學的真實內涵,賦予美學一種新的創造性和生產性,實現感性的革命和人的革命,創造一個既尊重彼此感受歧見,又能分享感性經驗的歧感共同體,從而重構人們的生存形態和走向未來的可能性。究其實質,這種觀點依然是近代以來審美救贖論的變種27,亦即將人的解放的希望放在藝術和審美活動上,把感性的革命當作現實的革命,而沒有觸動真實的生產關係和人的關係。如果我們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語境的話,就會發現,洪席耶並沒有涉及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的批判,而離開這樣的維度,僅僅試圖通過文學或者美學來思考人的未來的可能性,在這種美學的政治所建構起來的新的感性空間之內,人的解放會是可能的嗎?(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2020-3月號)


23[法]雅克·洪席耶:《歧義:政治與哲學》,第56-57頁。

24[法]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頁。

25[法]阿爾都塞:《馬基雅維利和我們》,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399頁。

26《阿爾都塞論藝術五篇(上)》,陳越、王立秋譯,《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6期。

27相關論述,請參見拙文《重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歷史維度》,《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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