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以“清寂的心靈”品經典(下)

有水泥、有磚頭,更要有青藤、樹木和花草

誰是城市最理想的書寫者?

閻晶明分析道,文人各有抱負,有的天生想走出去,胸懷天下;有的執著於一處,把一個小小的世界翻遍;有的永遠只說家鄉,既是家鄉的研究者、歌頌者、也是家鄉的文化守護者和辯護者。閻晶明認為,這樣的寫作者擁有“鄉賢情結”。

                                                            (中國九大古都之一的山西大同)


聶還貴是大同人,擔任大同市文聯主席,一直把大同作為自己的寫作對象。“他像一個詩人一樣,忍不住抒發自己的豪情,書中多處引用和自創詩歌,以點燃熱愛之情;他像一個散文家一樣,不可遏制地敘述大同歷史的亮點,大同文化的閃光處;也像一個演說家一樣,論述大同的驕傲及其在中國歷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閻晶明如此評價聶還貴的這部作品。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認為,從氣象上看,《大同》的詩性或詩意,與其說來自作家的博學,不如說是來自作家對時代、對故土、對人、對事業的熱愛,正是厚實的積累、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以及澎湃的熱情,才使他筆下的文字產生了迤邐的神采。“冬天乘以雪,等於美麗;乘以風,就被空茫和寂寥覆蓋。”同樣的道理,寫史的文字乘以詩性,等於美麗,如果乘以平鋪直敘,則一定顯得空茫和乏味。

“現在有不少的文學作品,就像某個地方的環境,只有水泥、磚頭,沒有青藤、樹木和花草。也就是說,沒有文采。”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胡平認為,城市傳記寫作,要有情感的投入,要追求文采飛揚。

“不虛美,不隱惡”

但是,由“鄉賢”來操刀自己所在城市的傳記,情感的投入是個優勢,但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往往適得其反。太了解了,太投入了,在一些具體內容上有可能迷失方向。

王必勝坦言,《大同》的部分闡述存在直觀、繁冗,甚至散漫不羈、隨意而為的特點,有些論述不盡簡潔得當,多旁逸枝蔓之嫌。

雷達則認為,《大同》出現了信息量過於密集的情況,有一些與大同距離過於遙遠的信息也細密地出現,雖然是旁征博引,但不無堆積之感。

在《大同》裏,作者這般論述《紅樓夢》與大同之間的關係:“……曹雪芹取『焦大』之名,暗含『交大同好運』之意,並索性將大同敬稱為『榆蔭堂』。而大同方言,『炮燥』、『將就』、『營生』、『那廂』、『滾水』……在《紅樓夢》裏撒落如珠。乃至賈母之婢『襲人』的名字,也仿佛取自大同方言。『這姑娘生得真襲人』,此乃大同人誇贊女孩的慣常用語。”李建軍說,這樣的寫法與態度,值得商榷。

看來,為城市立傳,要把城市當人來寫,秉持客觀的態度。“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代史學家班固對司馬遷《史記》的點評,同樣也值得城市傳記寫作者借鑒。(摘編自2014年9月23日《廣州日報》,原題為《知道得太多》,記者 王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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