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敘事學研究應當通過將一系列故事，納入研究視野而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為此，本文提出“故事的社會生命”的概念，研究故事在媒介、代際和文化之間“跨越”並被改變，但同時也得以保存的過程；並以《艾凡赫》為例，闡釋“再生產”、“翻譯”、“媒介轉換”，以及“文化跨界”這四種“改編”模式，論證了由多種審美特質組合而引發的故事生產並附著於文化記憶的結果，以期引起讀者對敘事文本改編為新文本的長期變化研究產生興趣。

一、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

敘事學的歷史以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急劇轉向為特征——從尋找普遍的敘事性模式，轉向從世界制造(world-making)的視角批判性地關注特定文本。這一情況為人所熟知，並且當我們言及這一轉向時，一般都將其描述為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轉向，從形式主義到以語境和文化為導向、並關注具體敘述事例的研究途徑的轉向。這一轉向理由充分。結構主義敘事學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眾多基本的敘事性和敘述結構原則模式的存在，已經不僅令人困惑，而且也完全適得其反，並且證明了敘事學所具過度科學抱負的不當——對圖表和專業術語的信賴是武斷的，它無助於建構範式。更為問題重重的是，就文學研究的英美傳統而言，嘗試建立一個普遍模式愈發顯得從根本上就受到了誤導。

一方面，根據後殖民主義對全球差異的反思，它聲稱的“普遍性”(羅蘭·巴特在1968年著名的文章中將其誇大化，而這樣做的理論家絕對不止巴特一人)，以及它對文化特異性的缺乏興趣，看起來有些落伍。*參見Susan Stanford Friedman,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Turn in Narrative Theory: Literary Narratives, Traveling Tropes, and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and the Tagores.” Narrative 19.1 (2011).另一方面，敘事的概括方法未能區別對待復雜文本和不復雜的文本，與此相關，它也沒有給智力參與特定故事的批評潛能留下空間，而這一參與長期以來被視為作為人文承擔的文學研究的核心。

毫無疑問，從普遍意義上的敘事學到對特定敘事的批判性研究，這一視野轉變的結果收益甚多。這不僅讓我們看到，某些作家講故事的方式具有更豐富的意義，同時我們也發現，在其講故事的過程中，他們也左右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然而，在這一朝向批判敘事研究的轉向中也所失頗多。事實上，意願——把研究客體視為超出單一文本或單一作品整體的意願，對於各種形式的結構主義敘事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更偏重內容的、形式主義意味更少的敘事學轉向將大受歡迎，而這一轉向所需付出的，是朝向我所聲稱的方法論文本主義傳統的回歸。我想要借此表達的是無可爭議的信念——研究的單元是單個文本，因為人們確信，就文本意義的批判性挖掘而言，單個文本即便不是唯一的場所，也是最重要的場所。即便注意力已經轉移至語言之外的其他媒介——視頻、漫畫小說、電腦遊戲——的敘述，適當的分析單元是不連續的文化制品的信念已經被證明是極為堅定的。

雖然諸多情況已經改變，對這一“方法論文本主義”的堅持，證明了麗塔·福克西(Rita Folksy)在其《文學的用途》(Uses of Literature，2008)中所持的下述觀點——文學研究者對接受新的闡釋框架尤為開明，卻對反思他們的方法和研究 “設計”不太熱心。就像近幾期《敘事》(Narrative)雜誌的調查結果所表明的那樣，該領域的大多數研究(不同於對普遍問題的理論歸納)以X在Y 當中的形式出現，X代表著一個主題或敘事特征，而Y代表著特定的藝術家或者是特定的小說或電影。一個世紀的批評轉向之後，看起來在基本的“作者與作品”這個範式中唯一改變的是，作品或許也在語言之外的另一種媒介中，並且，作者也已經變成了一名女性，而且並不被認為是歐美人。

因此，敘事學研究有必要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藉此，我們可以重新介入結構主義敘事學——通過考慮將一系列故事，而非單純將某一特殊的、個別的文本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這樣，就可以避免倒退至被誤導的普適主義。*比起更為普遍卻令人不適的結構主義路徑，弗拉基米爾·普洛普關注特定的俄羅斯民間故事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也許是一個更好的“先驅”。


原發期刊：[荷蘭]安·瑞格蕾 著，[中國]龍曉瀅 譯《故事的生產性:敘事與文化記憶》，《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20161 期 第 97-10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