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有關部門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規範整治，其深層意義或許在於改變培訓內容和培訓效果極端化的傾向。然而，當下既為“培訓時代”，所謂培訓的參與者就不止於社會機構，大學的培訓化意識和行為也應該在反思和矯正之列。

國內的培訓是從“應試”開始的。起初是以高考補習班的形式出現，以後兵分幾路，補習班逐漸向中考、小升初以及學前班擴張；“留學潮”則催生出外語補習機構，且由中國人教中國人，到外國人教中國人過渡，加之各類考證需求，培訓再增添考證的內容。隨著大量企業將培訓成本推向社會，企業培訓也成了培訓的方向之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不僅培訓機構各式各樣，培訓內容更是包羅萬象，真應了那句“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我做不到的”的流行語。

維持社會培訓機構的核心理念是“為社會需要服務”。從正面看，“社會需要”激發了培訓機構的想像力、創造力和聚集財富的能力；從反面看，目標性極強的培訓把青少年學生變成了“培訓人”，非經培訓不能提高生存本領。

其實，在培訓初興之時，主導培訓的是各類學校，後來因國家政策的限制，培訓轉向校外的社會機構。但由於前期培訓的余蔭，目下面對的又是經歷多種培訓，被塑造的“培訓人”。早年參與培訓養成的習慣、思維定勢和運用的方法，恰好適應眼前教學對象的取向、喜好。不僅是某些熱衷於培訓的教師重獲用武之地，教育（學）管理人員仿佛也找到了解決“教學難題”的鑰匙。

因此，在某些大學中，為吸引學生選課、上課，可以犧牲課程名稱的科學性而隨意通俗地命名；為迎合“社會需要”，也可以將校外培訓機構開設的課程加以移植，作為大學具有創新意義的“新課”，並給予相應的學分。華東某“雙一流”高校今年開設的烹飪相關的課程即是一例。炒一道青椒土豆絲、包幾個水餃、烘焙出一隻麵包或一塊蛋糕等就可以獲得2個學分，與其說是在進行初級勞動技能培訓，不如說是對校內其他理論性課程的一種嘲弄更合適。以“烹飪課”來重建“勞動意識”，是對“勞動”的誤解。因為現在所謂“勞動意識缺失”並不是真正的“勞動缺失”，而是對於“勞動”本身的理解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