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正重返威尼斯時的那個早晨，我在一群觀光客里認出托尼·嘉德納。我們剛結束為期一周的廣場演出──說實在的可真是如釋重負，畢竟窩在咖啡廳後演出真令人窒悶，還不時會擋到想用樓梯間的客人。那天早上微風徐徐，嶄新的遮雨棚在我們四周隨風搖動。每個人的心情都爽朗了一些，我猜音樂里也流露了一樣的感覺。

我說的好像自己是樂團里的固定成員似的，其實，我不過其他音樂家口中的“吉普賽人”，在廣場四處流浪，三家咖啡廳樂團要是哪一間需要我，就過去幫忙一下。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拉維娜咖啡館這里演奏，要是哪個下午生意特別好，也去油畫咖啡館、花神咖啡館串場一會兒，再穿過廣場回來拉維娜。我和大家都處得不錯，店里的服務生也不例外。要是在別的城市，我老早是正式團員，但這里如此執著於往日傳統，所有事都不按常理走。吉他手在別的地方可是非常搶手。但在這里呢？吉他？咖啡店經理一聽就覺得不妥，因為這樂器看來太現代，觀光客不會喜歡的。去年秋天，我為自己買了把橢圓形音孔的頂級爵士吉他，絕對是海恩哈特（Django Reinhardt）會用的那種，所以不會再有人以為我是搞搖滾樂的。雖然這讓情況改善了點，咖啡店經理仍然不喜歡。因為，只要你拿的是吉他，就算有喬·帕斯（Joe Pass）的實力，他們還是不會賞你一份廣場的正職工作。

當然，我不是義大利人也是一小部分原因，更別提不是道地的威尼斯人。吹中音薩克斯風的大塊頭捷克男人和我一樣，人緣絕佳，其他樂手常需要我們支援，卻永遠不符合正式資格。只管彈奏、閉上嘴巴──咖啡店經理總是這麼說──這樣觀光客就不會發現你不是義大利人。穿上西裝、戴上墨鏡、頭髮往後一梳，只要不開口講話，沒有人看得出差別。

不過我的日子還算過得去──三家咖啡廳樂團都需要吉他手，尤其是同時較勁的時候。吉他的音色溫柔紮實，但一經音響擴大後，會整個壓過和弦。我猜你一定在想：三個樂團同時在廣場上演奏？聽起來鐵定一團糟。幸好聖馬可廣場的空間夠大，能容納這麼多的聲音。要是在廣場上漫步，觀光客會聽到一段旋律緩緩淡去，又另一段旋律漸入，像在轉廣播頻道一樣。遊客最無法忍受的就是那些充斥的古典樂，那些著名詠嘆調的演奏版本。是啊，這兒可是聖馬可啊，他們可不想要最新的勁歌金曲，但每隔幾分鐘，觀眾還是會想聽點熟悉的東西，也許是茱莉·安德魯絲的招牌曲目，又或是經典的電影配樂。我還記得某個夏日午後，我在各個樂團間穿梭，總共彈了九次之多的《教父》主題曲。

總之，那個春天早晨，我們照例在一大群觀光客前演奏。忽然間，我認出托尼·嘉德納一個人坐在那喝咖啡，離棚子大約六公尺之遠，幾乎就在我們正前方。其實名人在這個廣場現身早已不是新鮮事，我們也從不大驚小怪，頂多演奏完一首曲目以後稍稍交頭接耳。瞧，那是華倫·比堤（Warren Beatty ）；欸，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那兒；那個女人，她有在一部跟換臉有關的電影出現過。這種事我們早已司空見慣。但是，當我發現眼前坐的是托尼·嘉德納本人時，那種心情截然不同──我著實雀躍不已。

托尼·嘉德納一向是我母親的最愛。還是共產統治的年頭，想在老家弄到那樣的專輯十分困難，我母親卻幾乎擁有他全數的作品。在我年幼時，我曾刮壞了一張珍貴的唱片。那時，公寓非常擁擠，像我這種年紀的小男生偶爾總會想伸展手腳，尤其是在冷得不能出門的季節時。那時我正玩著從小沙發跳到扶手椅的遊戲，結果一不小心竟然撞到了唱機，唱針咻的一聲劃過唱片──那時可還沒有CD這種東西──我母親立刻從廚房衝出來對我大吼大叫。我的心情糟透了，不只是因為她對我大吼大叫，更是因為那是托尼·嘉德納的專輯，我知道那對她有多重要。我也知道，往後她哼唱那些美國歌謠時，永遠都會夾著嗡嗡雜音。幾年後，我輾轉來到華沙工作，也開始認識所謂的黑市唱片。於是我幫媽媽把所有磨損的托尼·嘉德納專輯一一更新，包括當年刮壞的那張。我一張張的收集，一共花了三年才找齊，每次回家，就帶一張新的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