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教育可以被理解為透過對個人和社會故事的檢視與聆聽，整合個人生命，建立人的自我身份，不將人完全溶化於政治身份內。至於政治身份，它所關心就是人的社群角色。由社群角色建立的政治身份是多層和多種，而非單一性的。

因此，公民教育需要批判地認識個人在其政治身份的角色與責任，並包容不同政治身份可能有的矛盾。雖然心靈教育與公民教育有其獨特關注， 但卻不分割，因為身份包括個人與政治。故事對身份塑造的重要性不只是其描述性功能，更是故事本身是流動和變化，不是封閉的，以致聆聽者可以有其自由詮釋空間。否則，這正是華特．班雅明對取代故事的小說和新聞之批評，因為人的詮釋空間被窒息了（稍後討論）。

故事可以以不同形式出現，例如，歷史、傳紀，甚至想象出來的故事。但這不同形式的故事有一個共同性，就是被建構出來。換句話說，說故事的人刻意地建構他想要說的故事。透過組織人的經驗，以致事件與事件之間存在關連，讓說故事者和聆聽者可以感受故事的延續性。

然而，我們不要忽略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論述（discourse）的批判，就是故事關乎權力，對他人的操縱。6 尤其當故事成為普世性時，人就忽略這只是一個假設而已。以下，我嘗試以史佩爾（Albert Speer）的自傳來表達以上的關注。

二、史佩爾的自傳 7

史佩爾是德國有一位著名的建築師。按他自傳所說，他人生的志向是要成為一位出色建築師。可以的話，他希望可以參與設計整個德國。借著 1937 年在巴黎展覽會出色的設計和柏林總統府的設計，他獲得希特勒欣賞，並委任重建柏林建築師之要職。後來，因國防部部長在一次空中意外逝世，史佩爾於 1942 年被委任為國防部部長。

在任期間，他主要提高國防生產，包括設計集中營。然而，按他自傳說，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份參與殺害猶太人一事。他只是一個熱愛，並忠誠於設計和建築的人。直至德國戰敗，他被起訴為戰爭罪犯時， 他才醒覺他所做的一切令很多人失去生命。

在審訊期間，他沒有掩飾自己的無知，並公開認罪。在其自傳中，他說，「我拒絕去探訪那些有數千萬人被殺害的集中營，我采取一種對納粹黨看不見邪惡的態度。」史佩爾在其自傳中的自辯一直存在爭議，但若他所說的不是為自己找借口的話，他的自傳說出了故事的欺騙性。這欺騙性不只是來自希特勒納粹主義，更來自他自己對建築的故事。
 

5 A.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1985), pp.216-18.

6 M.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72).

7 A.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