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們也被這世界傳染上了可怕的疾病，《每個人的怪獸》中就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頭上是空闊而灰蒙的天空，腳下是塵土飛揚的大漠，沒有道路，沒有草坪，沒有……我碰到好多人，駝著背向前行走。他們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個巨大的怪物”，“這怪物並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它用有力的、帶彈性的肌肉把人緊緊地摟壓著”，“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旅行者對伏在他們背上和吊在他們脖子上的兇惡野獸表示憤怒，相反，他們都認為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很明顯，在詩人眼中，這世界上的人們只顧著過自己的生活，沒人知道這種生活的方向和意義是什麽，也沒人關心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家庭中的其他人，冷漠、殘酷、兇狠的野獸已經不再是異於人類的怪物，它正逐漸進入人的內心世界，成為人心靈的一部分，這樣的人類無疑也是可怕、無情，令人難以忍受的!

醜陋無情的世界，冷漠自私的同類，共同造就了病態的個體——詩人及與詩人相似的人，於是，在《惡劣的玻璃匠》、《瘋子與維納斯》、《狗和香水瓶》中，一個個矛盾、變態，甚至有些癲狂的精神病者，便不斷呈現在讀者面前，“有些人的習性是純粹思維性的，並且完全懦於行動。可有時，他們會在一種神秘力量的促使下，做出某種異乎尋常的行為，其迅速的程度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是不可能的”，甚至“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成為這種衝動和發作的犧牲品，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是調皮的惡魔溜進了我們的軀體，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指使我們執行它們那荒唐透頂的旨意”(《惡劣的玻璃匠》)。

可是，當詩人每每從夢境般的生活突然猛醒過來時，他就會感到一種從幼年時就深深體會到的無以名狀的巨大孤獨，一種無法得到親情、愛情、友情的無力與無能之感。他覺得自己是個瘋子，與生活的那個時代那樣格格不入，“可笑而扎眼”，偏偏地，還是一個那麽渴望能品嚐到美好、光明和熱情的滋味的人，這種種矛盾悖論逼使他蜷縮在維納斯石像下，從心靈最深處發出吶喊：“女神啊! 可憐可憐我的憂傷和狂熱吧! ”(《瘋子與維納斯》)可惜，維納斯也是無情的，沒有給予他任何回應。

於是，詩人將人生視為一個醫院，自況為其中的一個病人，沒有任何所謂療救的方法能將自己治愈，無論是“由光明和礦物組成，並且還有誰來映照這風景”的里斯本，是可以“在觀賞運動的同時休息”的安然恬靜的鹿特丹，還是波羅的海的最遠處，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北極，都無法使詩人的心靈產生絲毫波瀾，終於，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榮幸挽留詩人寄居於此了，詩人向世界大聲宣告：“哪兒都可以，哪兒都可以，只要不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世界，哪兒都可以》)

正如詩人自己對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的評價：“總之，這還是《惡之花》，但更自由、細膩、辛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