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魯迅的確是中國現代藝術思想的先知先覺。“罪惡首受美而變形，又復被美所暴露”這句話說得雖然拗口，但是準確地比亞茲萊版畫美艷的反諷意義了：“美”因罪而得，因此“變形”，這種形式背後的意義，靠“美”而表現出來。這是反諷的“美”，只是我們在今日才能體會魯迅這一層深意，當時絕大多數唯美主義者，還只能欣賞其怪誕與神秘。也難怪，中國文藝界當時還停留在贊美泰戈爾式的溫情甜蜜之中。當年喜歡用“琵雅茲侶”“翡冷翠”“曼殊菲兒”等雕金鏤玉譯名的徐志摩，並不覺得他的譯法艷俗，更沒有覺得他在嘲弄自己的艷俗，今天用“翡冷翠之遊”名義做生意的旅遊廣告商，才是在坎普。

因此，本文的結論是：洛可可與唯美主義並非西方坎普的前驅，三十年代以月份牌美人為象征的唯美傾向，也不是中國坎普的先行者，雖然他們都可以成為今日坎普的資源。魯迅對比亞茲萊的敏感分析，是當時學界的獨響，倒是我們今天理解坎普的楷模。

但是畢竟我們今天更能理解魯迅，我們看到坎普“是一種愛，對人性的愛”。坎普固然讓“天真”觀眾看不懂，但今日中國藝術與藝術產業的接收者，尤其是年輕人，已經習慣接受當代文化的複雜性了。本文為什麽要花這麽大力氣討論坎普？因為坎普已經生存在我們中間，而且越來越活躍而且常見。不僅在藝術中、在商品設計中，而且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沒有坎普，就沒有後現代風格；不懂坎普，面對當代文化產業之中就有阻隔，無論我們目的在創造，還是意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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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05期（2020-11-30 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