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不多、留著鬍子、彎腰曲背的老派紳士卡明斯先生，在一九〇七或是一九〇八年時教我畫畫，他曾經也是我母親的繪畫老師。他在一八九〇年代早期作為倫敦《畫報》的駐外通訊記者和插圖畫家來到俄國。據說婚姻的不幸給他的生活蒙上了陰影。他的憂郁溫柔的舉止彌補了才氣的不足。他總穿一件粗呢厚大衣，除非天氣非常暖和，才會換成用洛登縮絨呢做的棕綠色羊毛斗篷。 

他使用放在背心口袋里一塊特別的橡皮的樣子很讓我著迷，他抓緊紙，擦完後用手指的背面輕輕撣去“gutticles of the percha”（如他所說）。他默默地、傷感地為我闡明無情的透視法則：他那優雅地拿在手里的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鉛筆，畫出的長長的筆直的幾筆，使他從烏有中創造出來的房間的線條（抽象的墻、遠去的天花板和地板）以誘人而乏味的精確在遙遠的一個假設點匯合。誘人，因為它使我想起了鐵軌，在我最喜歡的面具——一個骯髒的火車司機的充血的眼睛前對稱而難以捉摸地聚攏起來；乏味，因為那個房間仍然沒有家具，空落落的，甚至連在博物館引不起人興趣的前廳里看得到的平庸的雕像都沒有。

畫廊的其餘部分補償了那貧乏的前廳。卡明斯先生是畫日落的大師。我們家的人在不同時期以每幅五個或十個盧布買下來的他畫的小幅水彩畫的遭遇不怎麽順利，被挪到越來越不起眼的旮旯，最後完全被某個優美的瓷器動物，或一張新配了框子的相片遮沒。在我不僅學會了畫立方體和圓錐體，而且會用均勻的、融合起來的斜線條把它們不得不被永遠擋住的那些部分打上適當的陰影之後，這位和善的老先生就會心滿意足地在我著迷的目光下，用水彩畫他自己小小的樂土，同一種風景的不同變化圖：有著橘黃色天空的夏日的黃昏，一片牧場，盡頭是遠處森林的黑色邊緣，一條發亮的河流，映現出天空，蜿蜒曲折一直向遠方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