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反抗人為的視覺暴力——關於一個視覺文化悖論的思考》）

都市化的社會，媒介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特征，必然轉向一種對形象化生存的訴求。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社會與文化形態內在地要求形象作為一種符號化環境；反之，形象的生產和消費，又反過來強化和維系著這樣的社會與文化的內在要求。兩者是辯證的互動關係。

伯格在其頗有影響的《看的方式》一書中，曾經形象地描述了現代形象化生存的現狀，他寫道：“在我們所生活的城市里，我們所有人會見到成百上千的我們日常生活廣告形象。沒有任何其他形象會如此頻繁地面對我們。在歷史上任何其他形式的社會中，未曾有過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密集的視覺信息。”

所以，他斷言，過去是人們接近形象，比如到美術館里去欣賞各種繪畫作品，現在則是形象逼近人們，我們越來越生活在一個被各種形象包圍的世界里。[6]從人接近形象，到形象逼近人，這是一個深刻的轉變。依照我的理解，這里的形象主要是指人造的種種形象，從影視到廣告，從報紙到卡通。

人造符號的充分形象化，已經在許多方面呈現出來，關於這一點，只要對十多年前的印刷物（無論是報紙還是雜誌）和今天的印刷物稍作比較，就不難發現一個重要的轉變。在今天的印刷物中，圖片資料的急劇增長是一個顯著的趨勢。如果說十多年前印刷物是以文字為主的話，那麽，在今天的印刷物中，即使不能說總體上圖像已經超過了文字，但圖像的急劇增長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以至於有些人歡呼“讀圖時代”的來臨。


在這些印刷物中，文字的功能較之於過去，顯然已經從敘述主導，轉向對圖像的說明性和輔助性的功能。換言之，以圖像為主的印刷品時代，將要或已經到來。回到伯格的判斷上來，如果說過去是人接近圖像，意思是說人對人造的種種圖像的接近，是一種自覺的主體行為，因為在前媒介文化中，人造的圖像並不是隨處可見，或人人都可接近的。

關於這一點，本雅明指出，在傳統社會中，藝術品有一種此時此地的獨一無二的特征——“韻味”，正是這種“韻味”使得藝術品有一種高貴、稀罕和難以接近的特征。比如，希臘的雕塑，文藝復興“三傑”的作品，或王羲之的書法，或吳道子的畫，接近這些古代藝術品決非易事。但是，本雅明發現，在機械復制的現代社會，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轉變，藝術品可以通過機械復制來大量生產，“韻味”被“震驚”效果所取代。

於是，構成古典藝術的社會—文化傳統便崩潰了。伯格的理論其實正是對本雅明理論的一種深度闡述。從人趨近形象，到形象逼近人，這個轉變不正是從“韻味”向“震驚”的轉變嗎？由於大量的機械復制成為可能，由於我們越來越生存於一個人為的符號化的社會之中，形象對人的包圍和追蹤，便是一個不可遏制的屈和普泛的日常生活景觀。

更進一步，從人趨近形象向形象逼近人的轉變過程，是和我們前面討論的視覺文化的，自然形態向人為形態的轉化一致的，是後一種轉變越加顯著和加速的征兆。當一個社會到處充斥著種種人造的視覺形象和圖形，當作為生存主體的人無法逃避這種形象的包圍和追蹤時，我們說，視覺文化便進入了一種新的時期——“視覺富裕或過剩期”。

所謂的“視覺富裕或過剩”，在這里當然是一個比較的概念，是和歷史上其他時期相比較而得出的一個判斷。與傳統文化相比，當代媒介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形象生產，與消費的高度發展是一個顯著的特征。於是，我們的生存環境便逐漸遠離了鄉土的原野的自然形態，越發地趨向於一種人造的形象符號化的都市環境。這是我們現實的生存境況，是值得深究的文化生態。

形象生產和消費上的富裕甚至過剩，必然導致當代視覺文化的一種偏向：它一方面呈現為形象的生產技術和手段的不斷更新，形象構成方式和視覺沖擊力的不斷提高（只要對當代廣告形象與文革時期的宣傳畫稍作比較，就不難發現這個巨大的進步）。於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視覺刺激已無以復加的階段，形象的構成和視覺誘惑可謂登峰造極。然而，視覺文化的辯證法有時就是令人費解。

在形象的視覺質量和誘惑力高度提升的同時，相反的傾向也呈現出來，那就是在人們對種種新的視覺形象接納、消費並認可的同時，“視覺饜足”現象應運而生。恰如俗話所說，見慣不驚。種種視覺花樣的轟炸，反倒使得人為的刻意的形象失去了震撼力和沖擊力，在其視覺刺激無所不用其極的同時，在不斷強化視覺刺激效果的同時，它也在鈍化乃至麻痹了人們對種種新奇獨特形象的視覺反應，使人對它視而不見，甚至出現了冷淡、無動於衷的現象。

形象消費的過度或過剩，導致了視覺饜足甚至厭惡。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們的視覺生態環境有某種缺憾和不足。虛擬的人造形象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從摩天大樓，到影視廣告，從室內設計，到公園展館，人工設計的各種機巧手段，遮蔽了我們對自然風光和景物的視線，形象人為構成的過度誇張，以及對我們的視覺訴求的強力和沖擊，喚起了人們對平淡自然事物的向往。

我們的視覺文化人為的消費主義的形象過度泛濫，顯然缺少某種東西或特質。於是，逃避人為形象的逼促便成為潛在的傾向，需要平淡自然的視覺關懷乃是一種“視覺過剩期”的必然追求。

注釋：

 [3]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1991, pp10-25.

[4]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1.

[5]同上。

[6]同[1],p.129,p.20.

[7]參見David Frisby, Simmel and Since: Essays on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05.

（愛思想201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