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到報導文學的種種，蕭乾說他對外國和港、台的看得不多。 

「報導文學現在有一個爭論性的問題，就是報導文學容許不容許虛構？如果是報導文學，應該嚴格來說是真的事情，用真名真姓。你可以在細節方面下工夫，一旦虛構，就是fiction，不是報告文學。」 

可是有時在剪接或細節突出上不是需要虛構嗎？比如他寫戰時倫敦，把十日的生活寫成「倫敦三日記」？

「那不是虛構，是壓縮。虛構是沒有東西加東西進去，壓縮是刪掉。」 

但是「十」天不是「三」天呀？ 

「那是剪裁。我不喜歡沒有經過剪裁的東西。一個文章最要緊是不要鬆散。我有些東西是比較鬆散，小說也有這個問題。」

那他覺得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怎樣呢？ 

「我們是兩種寫法，他是天馬行空，我是本本份份，規規矩矩的寫。他是詩人呀。」 

他覺得報導文學的好處是時間性，專題性，「如果幾十年後還有可讀性，那就很好。」

他用文學技巧來寫報導，也許就為了它可讀性更高吧。蕭乾的報導文學無疑在幾十年後還有可讀性，可惜的是上面說到五六年內蒙之行那兩篇文章以後，我們多年來也看不到這位採訪高手的報導文字了。五七年被批鬥後，蕭乾沉默了二十年。今日說起來，蕭乾說自己五十年代的情況是屬於小康之列，有些人還比他慘，有些人勝過他。他慶幸的有幾點：第一他沒有給派去北大荒，他在唐山勞動了三年，回家過年一次，太太探過他兩次。第二他沒有抄家，更重要的是家庭沒拆散，家庭拆散的一種情況是分到外省去，夫妻分離，一種是太太鬧離婚，劃清界線，蕭乾說：「我老婆說：十年，二十年，你走，你放心，家，我負擔。這樣的老婆真難得。」第三是他沒有改行，懂得外文就像懂得一點技術，他這個外文救了他，所以他沒有離開文字隊伍，不過是從創作去到翻譯。

今日蕭乾談到這些過去的經驗時，往往是這樣子，很冷靜、很謹慎地一點一點列出來。他重新執筆以後新寫的《未帶地圖的旅人》就給人這樣的感覺。這篇文字寫得理智周到，對許多事情一一交代清楚，比如與楊剛的友誼，與大公報的關係。《當代》刊的是初稿，蕭乾在美時告訴我們說回去再修改，出書時要再加上一段話，他說： 

「中國作者很少在文章裏提自己的愛人，我要做一件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我想出書的時候在序言裏寫：五十年代後期，中國有一批可敬的男性和女性，他們生活的伴侶在政治上遭到挫折的時候，沒有用離婚來劃清界線。我在這裏想向我的愛人文潔若表示謝意。」 

正因為失去了活用文字的權利多年，再用的時候，特別珍惜文字的效果，用來說那最重要、最實際的、最有效的事情，顧不了文采，當然更不會浪費或奢侈了。

此外近期刊在《新文學史料》的〈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魚餌、論壇、陣地〉、《戰地》增刊的〈斯諾與《活的中國》〉、《新聞研究資料》的〈老報人隨筆〉、《開卷》的〈貓案真相〉、《中報》的〈斯諾夫人海倫訪問記〉等，都是報人本色的文字，一一交代事實、澄清真相，為了需要，注重文字的實用性多於文字的創造性；因為歷史環境的影響，小說家蕭乾終於讓位給老報人蕭乾了。其中〈魚餌〉一文記三○年代主編《大公報．文藝》的經驗，實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寫出作為文藝主編的經驗，不但寫他組稿、編特輯、搞批評討論、書評專欄、辦文藝獎等，更重要是寫出一個編者的原則和理想，以及實踐的經驗。文中見出的剛正態度，在今日尤其值得不同地區的中文文藝刊物編者參考。現在的蕭乾文章的特色是理智，四十多年前《籬下集》出版之前，他在《水星》發表〈給自己的信〉，裏面好像是一個理智的自己跟一個感情的自己在辯論，到了今天，在多年混亂後這特別需要理性來重新反省和分辨的時刻，這位「理智的蕭乾」是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了。 

在離開聖地牙哥以前，蕭乾說他在美國也聽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想談談美國，現在還未整理出來怎樣談美國。過去很簡單，大家一到美國便大談美國，一到非洲便大談非洲。現在不是這樣，我想寫美國的精髓，不是表面，寫廣度容易，深度比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