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小說的人，對人特別看重性格。外表輪廓線條與人不同處何在，並不重要。最可貴的是品性的本質，與心智的愛惡取捨方式。我覺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別處，是拙誠中的嫵媚，即調和那點“外潤而內貞”形成的趣味和愛好。他對事、對人、對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見，見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別可能極小。他也有些小小弱點，即調和折中性；用到文學方面時，比如說用到鑒賞批評方面，便永遠具教學上的見解，少獨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專斷議論，無創見創獲。即用到文學寫作，作風亦不免容易凝固於一定風格上，三十年少變化，少新意。但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學教育有關。 

在清華、聯大“委員制”習慣下任事太久，對所主持的一部門事務，必調和折中方能進行，因之對個人工作為損失，對公家貢獻就更多。熟人記憶中如尚記得聯大時代常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僵持如擺擂臺局面，就必然會覺得佩弦先生的折中無我處，如何難能可貴！又良好教師和文學批評家，有個根本不同點：批評家不妨處處有我，良好教師卻要客觀，要承認價值上的相對性，多元性。陳寅恪、劉叔雅先生的專門研究和最新創作上的試驗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樣尊重，而又出於衷心。一個大學國文系主任，這種認識很顯然是能將新舊連接文化活用引導所主持一部門工作，到一個更新發展趨勢上的。中國各大學的國文系，若還需要辦下去，佩弦先生這點精神、這點認識，實值得特別注意，且值得當成一個永久向前的方針。 

凡討論現代中國文學過去得失的，總感覺到有一點困難，即顧此失彼。時間雖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良友圖書公司主持人趙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學大系，欲克服這種困難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門負責制編選。或用團體作單位，或用類別作單位。最難選輯的是新詩。佩弦先生擔任了這個工作，卻又用的是那個客觀而折中的態度，不僅將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對於批評印象，也采用了一個“新詩話”制度輯取了許多不同意見。因之成為談新詩一本最合理想的參考讀物，且足為新文學選本取法。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國內年輕學生最熟悉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氈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聯大同人記憶最深刻的東西。但這兩種東西必須加在一個瘦小橫橫的身架上，才見出分量——一種悲哀的分量！這個影子在我記憶中，是從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45號楊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難天津，又從長沙臨時大學飯廳中，轉到昆明青雲街四眼井2號，北門街唐家花園清華宿舍一個統艙式樓上。

到這時，佩弦先生身邊還多了一件東西，即雲南特制的硬質灰白羊毛氈。（這東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還帶點毛，馮友蘭先生的黃布印八卦包袱，為本地孩子辟邪驅災用的，可稱聯大三絕。）這毛氈是西南夷時代的氆氌，用來裹身，平時可避風雨，戰時能防刀箭，下山時滾轉而下還不至於刺傷四肢。昆明氣候本來不太熱太冷，用不著厚重被蓋，佩弦先生不知從何時起床上卻有了那麼一片毛氈。因為他的病，有兩回我去送他藥，正值午睡方醒，卻看到他從那片毛氈中掙扎而出，心中就覺得有種悲戚。想像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氈蓋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淒滲。那時節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飲食，但是家小還在成都，無人照顧，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團粗糲包飯，至多只能在床頭前小小書桌上煮點牛奶吃吃。那間統艙式的舊樓房，一共住了八個單身教授，同是清華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過得夠寒磣，還是有說有笑，客人來時，間或還可享用點煙茶。但對於一個體力不濟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還坍過一次墻，似在東邊，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