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敘事”的概念化：四個特質及其理論意涵

如上文所述，社會學的敘事研究受惠於語言學轉向、敘事轉向等思潮，吸納了文學、歷史學等學科在多個研究議題上的成果，而敘事的社會理論面向，也吸引著社會學家結合本學科傳統，作進一步的概念挖掘。筆者認為，這些概念化工作圍繞敘事的四個特質展開，分別是：敘事的普遍重要性、具體時間性、內在因果性與潛在反抗性。

（一）敘事的普遍重要性

“生命即敘事”（life as narrative）這一隱喻經常用以說明敘事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性（Ricoeur，1984）。這並不是說敘事是生活經歷的記錄，而是說敘事性和主體性互為表里，敘事與身份認同（identity）相互建構又相互限制，這種辯證關係建立在兩重批判上。

第一重批判針對“範疇性認同”（categorical identity），即以各類人群的分類範疇，與人口學特征來解釋人們的行動，亦稱為行動解釋的“本質論”（蕭阿勤，2003）。同一範疇的人們（如女性、階級、族群等），被認為有共同的特征和相似的經驗，並會基於這些共同的特征而采取行動。雖然這種路徑符合社會學變量範式（variable paradigm）的偏好，卻受到兩方面的質疑。

一方面，質性研究者質疑範疇的外生性與先在性，並以大量族群與性別研究展現：範疇的形成、維系和固化實為多重力量參與其中的、動態的劃界過程（boundary-making process）（Isaacs， 1975）。另一方面，以吉登斯與利科（Paul Ricoeur）為代表的社會理論家質疑範疇性認同背後對“本質自我”的假定。在吉登斯看來，自我認同不是個人擁有的某種特質，也非持續不變的實在，而是“個人負責進行的反身性的計劃”（a reflexive project）（Giddens，1991：32），而這種計劃的本質則為人與時間的對話，是“個人以現在的情境為中心，鑒於對未來的期望而篩選其過去，以取用過去 ” （Giddens，1991: 71-75）。要維持和整合自我的認同感，就需要發展出一種關於自我的敘事能力，這也是能動性的反映與基礎。即使是範疇性認同，也需要敘事作為中介進行再建構，因此故事不是自我在言語上的投射，而是自我的內容和呈現（Mair，1988）。利科提出“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概念。他指出，述說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的身份就是回答“這是誰做的”和“誰是施動者”，而要回答“誰”的問題，就得講述某個生命的故事，敘說誰做過什麽、怎樣做的。在所講述的故事中呈現且決定，並實施行動的那個“誰”則是一種敘事認同（Ricoeur， 1991）。

第二重批判針對“工具性認同”（instrumental identity），即人們的自我敘事是基於理性計算，而進行的工具性表達，是效用驅使下自我監控的行動方針。行動者被視為時刻計算的理性人，掩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並敘述符合自己利益的故事。乍看上去，工具性認同並不像範疇性認同，那樣忽略行動者的能動性。但在邏輯上，兩者如出一轍，都建立在“真實與虛假”、“表意與工具”的二元對立上。範疇性認同假設了無反身性的本質自我的存在，而工具性認同則假設了過度反身性的工具自我的存在，將行動的理念意義和工具性意義對立起來。敘事認同理論反對以先在的利益來解釋行動，正如它也反對以先在的範疇來解釋行動一樣。革命敘事和農民訴苦研究即是對工具性認同的詰問。例如，土改工作隊初入農村時普遍遭遇了農民的不配合，訴苦動員和階級苦難敘事，並沒有得到農民的迅速響應，讓農民開口訴苦經歷了自上而下的苦難階級化經營，和社會苦難再造工程（應星，2009；滿永，2010）。試想如果農民全然基於工具性認同或“逐利”而開口說話，就無法解釋這種不配合為何會出現。同理，如果其苦難故事都是緊跟利益所作的“虛假”表達，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訴苦內容，並沒有緊緊圍繞苦難的階級化解釋，而是與底層立場、家族恩怨、民粹態度等交織在一起，不但這些故事達不到政治要求，甚至理想型的階級訴苦模式也發生了異化（吳毅、陳頎，2015）。

原題〈故事與講故事：敘事社會學何以可能——兼談如何講述中國故事〉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載於《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