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存在價值和與之相稱的、有尊嚴的公共生活來思考記憶，記憶就會對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人為什麼記憶? 記憶什麼? 以何種形式記憶? 偏重什麼記憶對像? 如何在記憶中汲取人類共同的教訓? 等等。對我來說，這些問題很重要，也很迫切，因此才有了這個文集。

關心記憶的最初原因，往往是個人的，關於記憶的寫作，也就成為一種紀念。在我這本關於記憶和見證的文集中，有我父親的身影和他留下的文字記憶。九年前，我父親去世。我在收拾父親的遺書時，看到一本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加繆的《鼠疫》(顧方濟、徐志仁譯)。在扉頁上有我父親手寫的筆記，可能是他寫的，也可能是錄別人的。筆記顯然是我父親為他自己記的，記的是《鼠疫》一書中，不同人物對惡的不同應對方式。

我父親的筆記中寫道，人對 “惡 “的不同理解和應對方式，形成了《鼠疫》中不同人物的分歧。鼠疫之惡，首先引起了醫生里厄和神甫帕納盧之間的分歧。神甫認為鼠疫是天主對人類的集體懲罰。醫生則不能接受這種說法，他認為人的道路只能是 “向客觀事物作鬥爭，雖然鼠疫長久存在，而勝利只是暫時的。惡總是要失敗的，但不會被根除；人類總是要勝利的，但不會一勞永逸。 “

對鼠疫之惡的分歧，還表現在醫生里厄和他的朋友塔魯之間(雖然他們兩人在對鼠疫的抵抗和鬥爭的行動上是一致的)。塔魯不相信上帝，但是他用 “自然產生的 “細菌，代替了基督教的原始罪惡，斷言 “人身上都有鼠疫，……沒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襲的。 “他要成為一個不信上帝的聖人。

塔魯參加鬥爭並不是出於對同類的友愛，而是處於內心安寧的需要，在反抗惡的鬥爭中，實現他的 “奢望 “。而醫生里厄則完全腳踏實地，出於理智和經驗，對客觀事物采取一種有病治病、無病防病的現實態度。他說:  “我感到自己跟失敗者休戚相關，而跟聖人卻沒有緣分。我想，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 應該說，這兩人都代表著加繆的一部分觀點，而里厄的觀點更和加繆相近一些。

另一個參加對鼠疫鬥爭的人，是一個具有善良感情和理解精神的政府小職員格朗。格朗一直埋頭於防疫的統計工作，默默無聞，甘居人後。作者通過對這個小人物的推薦，表明 “這將使真理恢復本來面目，使二加二等於四，把英雄主義正好置於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後，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 ”

也就是說，人生的第一要義是幸福，而幸福是具體的、可感的、觸摸得到的，而不是那種從遙遠的海外，傳到這座孤城的 “歌功頌德的語調和詞句高雅的演講。 ” 格朗懷著 “愛在一起或死在一起 ” 的感情為了幸福而默默工作，正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生態度。

還有一個人物是朗貝爾，他曾一度試圖逃出城去，但後來終於決定不走，留在城里。朗貝爾在 “享受自己的幸福 “ 和 “分擔別人的不幸 “ 之間選擇了後者。這說明，在愛情與責任之間，最後還是責任占了上風。

盡管作者認為幸福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但在現實的鬥爭和生活中，又不能不把幸福與 “羞恥 ” 、 “正直 、 “尊嚴” 等等道德觀念聯系起來。在必要的時候，個人的幸福可以而且必須犧牲。這其實也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所采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