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霍爾特 著 吳萬偉 譯 《記憶、意義和自我》(4)

像故事一樣的人生的當地典型包括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像講故事一樣度過和構建自己的人生。”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說“最終我們將成為自傳性的故事,我們依靠它們講述自己的人生。”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說“自我是‘敘事重心的核心’。”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說“人類生活的統一就是敘事追尋的統一”。 

這種講故事開始於何時呢?大概在我們擁有自傳性記憶能力的時期,即學齡前。這是父母和保姆鼓勵我們講述和評價生活事件的時刻。發展心理學家已經研究了母親回憶過去的方式,如何影響了孩子的自傳性記憶技能。母親回憶過去的方式越細致,孩子個人的敘述就往往更詳細和更連貫。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凱瑟琳·尼爾森(Katherine Nelson)描述了早期自傳性敘述如何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塑造“一種新的主觀性層次的清醒意識,帶有具體的過去和可能的未來的意識,以及洞見他人意識的新見解。” 

 

作家在削鉛筆,簡·埃克爾斯(Jan Ekels)1784年,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有些哲學家比如麥金太爾、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和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堅持認為如果敘述賦予人類生活意義,它肯定採取一種探索善的形式。但是,究竟是什麼讓這種探索成為有趣的故事呢?最好是有些坎坷和挫折,因為這是推動劇情發展的動力。如果挫折和劫難在我們的自傳性記憶中不是很突出,你的人生故事就可能顯得平淡無奇,你的意義感就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大麻煩是好故事因而也是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原料的觀點,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逆境假說”。果真如此,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注意到,這個假說“對我們如何度過人生具有深遠的隱含意義,它意味著我們應該抓住更多機會,承受更多失敗和挫折的考驗。”海特還補充說,這也意味著我們應該讓孩子們也遭遇多種磨難。

 

但是,逆境也可能讓人受不了。我們並不希望我們的人生變成悲劇(我們很容易將自傳性記憶的材料編織成一個悲慘的故事,尤其是撒謊說淩晨3點還睡不著覺等。)畢竟,意義並不是一切,幸福同樣重要。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在追求幸福,已經寫在憲法里成為國民的DNA的美國,“救贖的自我”仍然是深受大眾歡迎的一種敘述。這里,故事的最精彩地方就是反敗為勝:從窮小子一躍成為大富豪,從奴隸到自由,從疾病到健康,從犯罪到救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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