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午後不久的強烈暑熱中，長凳、橋和樹幹（事實上是除了網球場之外的所有一切）都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在變乾，很快，我最初的靈感已經所剩無幾了。雖然那明亮的縫隙已經閉合，我仍固執地繼續創作。我的工具碰巧是俄語，但其實也不妨是烏克蘭語，或基礎英語，或沃拉卜克語。我在那些日子裡創作的那種詩歌只不過是我做出的還活著、經受著或已經經受過了人的某種強烈感情的表示。與其說它是個藝術現象，不如說是個指明方向的現象，因此可以比做路邊岩石上畫的條紋或一堆標誌山路的柱子形石堆。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切詩歌都是和位置有關的：試圖表明一個人就被意識所接受的宇宙而言的位置，是一種亙古及今的強烈欲望。意識之臂向外探伸摸索，越長越好。阿波羅身體自然的一部分是觸角而非翅膀。維維安·布拉德馬克，我的一個研究哲學的朋友，在晚年常常說，科學家看到空間中一點上發生的一切，而詩人則感受到時間中的一點上發生的一切。他陷入沉思之中，用魔杖般的鉛筆輕輕叩擊膝蓋，而在這同一瞬間，一輛汽車（紐約州的牌照）在路上開過，一個小孩砰地關上鄰家房子門廊的紗門，一個老人在土耳其斯坦一片霧蒙蒙的果園裡打哈欠，一顆熔渣灰顏色的沙粒在金星上被風吹得翻滾著，格勒諾布爾的一位叫雅克·希爾斯的博士戴上了閱讀用眼鏡，無數這類瑣事在發生著——所有這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瞬間的和透明的有機體結構，而詩人（坐在紐約州伊薩卡的一把草坪椅上）則是這一切的中心。

那年夏天，要我開發「宇宙同步」（再次引用我的那位哲學家的話）的任何寶藏實在是過於年輕，是做不到的。但是至少我確實發現，一個希望成為詩人的人必須具備同時思考幾件事情的能力。在伴隨著我創作第一首詩的懶散的漫步的過程中，我碰上了鄉村小學的校長，一個熱切的社會黨人，一個好人，極為愛戴我的父親（我再一次歡迎這個形象），總是拿緊緊的一束野花，總是在微笑，總是在出汗。

我一面有禮貌地和他談論父親突然進城，同時卻同樣清晰地不僅注意到他的枯萎著的花朵、飄垂的領帶和鼻孔肉渦上的黑頭粉刺，而且還注意到了遠處傳來的杜鵑低沉的啼聲、停落在大路上的一隻西班牙女王蛾的閃光，以及記憶中對我去過一兩次的鄉村學校通風良好的教室裡的圖片的印象（放大了的農業害蟲和大鬍子俄國作家）；還有——繼續開列出一份表格，它不能充分表現整個過程那超凡的簡明——某個完全不相關的回憶的悸動（我丟失的一個記步器）從相鄰的一個腦細胞裡釋放了出來，我正在咀嚼的一根草莖的味道和杜鵑的啼聲及豹紋蝶的飛去混合在一起，而在所有時間裡我一直都濃烈地、安詳地感覺到自己多層次的意識。

他滿臉笑容，彎腰欠身（以一個俄國激進分子的過於熱情的方式），往後退了幾步，轉過身，步子輕鬆地繼續前行，而我也拾起了我那首詩的思路。就在我幹別的事情的那短暫的時間裡，在我已經串起來了的詞語身上似乎發生了些什麼：它們看起來不像在被打斷前那麼光彩奪目了。我腦子裡出現了一些懷疑，我經營的會不會是假貨。幸運的是，這挑剔感覺的冷光的閃現並沒有持續多久。我試圖表現的那激情又一次佔據了主導地位，把它的媒介帶回到幻想的生活中去。我審視的行行詞語再度變得如此奪目，它們小小的胸脯鼓起，制服整齊，使我把從眼角注意到的萎靡不振歸結為純粹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