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藝術創造論》第10章 象征(4)

《審判》寫一個銀行經理突然被法庭宣布有罪逮捕,他到處延請律師為他辯護,終於發現法庭原來是背后倚靠著一個官僚機構的機器。經理想到自己一直是這個官僚機構的一員,反倒真正感到自己有罪了。因此當兩個黑夜使者把他押到虛墟殺害時,他本可呼喊求援的,卻也放棄了,束手待斃。這部小說里的銀行經理包含著兩重象征:既象征著官吏,又象征著被欺淩的普通人。官吏把銀行經理處死了,實際上是同一個人的這一半處死了那一半。這次處死,還象征著法律既可能公正,又無法公正的悖論。這些課題,當代西方作家還在非常熱衷地競相表現著,卡夫卡卻是如此早早地把它們一一納入一部作品之中。

《美國》寫一個無辜的歐洲少年在美國的險惡經歷,但卡夫卡自己從來沒有到過美國,他說的“美國”,是一個借用名詞,實際上是一個寓言化的世界,歐洲少年也是一個帶有一定抽象性的人物,他受到一種超越他自身的力量的播弄,投身世界,走向毀滅。

總之,卡夫卡以強烈的現代寓言象征,開啟了一個時代性的藝術天地。在他之后,許多藝術家都受到過他深刻的啟發,例如薩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可以舉出一連串長長的例子證明,20世紀以來許多聞名遐邇的傑作都在或多或少地向著寓言象征靠近。我們不妨繼續聽聽以下這些奇特的故事——

一位哲學教授的全家在一個島上別墅消夏,教授的太太和女兒都被客人們追求、愛慕著。只有小兒子向往著開窗可以望見的燈塔,教授太太原答應明天帶小兒子到燈塔去玩,但一夜風雨只得取消這個計劃。很多年過去了,教授的太太和女兒都已死去,別墅早已荒蕪破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人事已非的家庭才又一次來到島上別墅消夏,終於駕著小艇到燈塔上去了,一切都輕而易舉,但好像又有一種莫名的創造力在悄悄復蘇……(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

一位1289年出生的人在本世紀中期還活著,已活了六百多年。一位女演員也想不死,便拋棄原先的男友與這位六百多歲的人生活在一起,企圖借助他而永恒。但是,他卻悄悄離開了她,她到處追尋,等到最后她找到他時,他對她說:人的幸福不在於人的不死,而在於人都會死。他的長生不死是一種厄運,為了改變這種厄運,他已奮斗、掙紮了幾個世紀(西蒙娜·德·波伏瓦:《人無不死》)。

哥倫比亞某地一個家族在沼澤地上創建了一個村莊,代代相沿,村莊又變成了市鎮。但是,近親結合曾使這個家族產生過畸形兒,這個恐懼一直威脅著這個家族,到第六代,一個長著豬尾巴的畸形兒又產生了。市鎮最終被旋風卷走,而這個家族的最末一代人則被螞蟻吃掉(加夫列夫·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法國的一個小城中突然出現了一頭犀牛,后來犀牛越來越多,原來城中的不少人都一一變成了犀牛。大家都以變成犀牛為時髦了,一位堅持不肯與犀牛為伍的公務員反而顯得十分孤立,就連他的女友也離開了他,奔向犀牛群。但他決心以一個孤獨的人的身份來對付犀牛世界(歐仁·尤涅斯庫:《犀牛》)。

一個孤島上的兩位九旬老人決定向人們宣布人生奧秘,在屋子里放滿了迎接客人的椅子。客人來了沒有?不知道,面對著擁擠不堪的椅子,老人委托一位演說家代為宣布,然后雙雙跳海自盡。但這位演說家是個啞巴,又寫不清文字。人生的奧秘,到哪兒去聽?(歐仁·尤涅斯庫:《椅子》)

三位神仙來到中國四川首府,希望尋找一個好人。找來找去,只見妓女申黛是個好人,便留下一點錢給她開店。申黛開店后樂善好施,結果前來敲詐的人頗多,窮於應付。申黛無奈,幻化為一個心狠手辣的表兄水達來治店,店業立即發達。人們找不到善良的申黛了,以為是水達害死了她,到法院告發,在法庭上,水達才變回到申黛,她說:既要我行善,又要我活,這等於把我劈成兩半,因為行善的人就沒法活(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四川好人》)。

神聖的西羅馬帝國受到日耳曼民族攻擊,搖搖欲墜,但它的皇帝卻還成天熱衷於養雞,遭到臣子和家人的鄙棄。其實他早已看出羅馬無可救藥,以送葬者的身份看著它的滅亡。他最后在宮廷里遇到了入侵的日耳曼人的君主,沒想到這位君主也熱衷養雞,他打到羅馬來,實際上是來“歸順”羅馬的,因為他已看出年輕的繼承者居心叵測……(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羅慕路斯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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