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您曾說過：“我所嘗試的是將自己保持在哲學話語的極限處”(《立場》，頁14)。後來您又將那本從多方面看都是《書寫與差異》的延續的著作命名為《邊緣論哲學》。如果哲學與非哲學的界限總是相對的、移動的，那麼又如何去思考能夠保持一般哲學姿態的那種“穩定性”或持續性呢?即便這種穩定性是充滿問題的?　

答：的確，哲學與非哲學的這種界限有不斷重新估價或重新描述的必要。在哲學與非哲學之間並不存在一種靜態的、明晰的界限。從某種角度講，哲學的性質，哲學自身的運動，就在於征服一切空間，在於不肯接受存在著哲學的某種外部。而哲學家正是認為哲學空間是不受限制，因此也就不存在著局限的那種人。而且他傾向的是將非哲學納入、內化到哲學之中。…

問：在組織文本的那些問題變動中，也在文本完成後的那些事後論述，如該書的末尾那個小注，還有《立場》中的那個相關訪談中，我們能感覺到您對“書”的觀念有一種質疑性關懷。這種關懷，至少以這種方式出現的關懷，可能由於文化背景尤其是神學背景的差異、會讓中國讀者覺得奇怪。您能否聯繫您對書寫與差異的反思架構談談這個問題?　

答：從《論文跡學》開始，不過《書寫與差異》已有痕跡顯示，對拼音文字書寫及整個語音書寫系統的解構就伴隨著一種對書的模式、書的歷史模式、即某種以“聖經”或“百科全書”形式表現的可自我關閉的整體的懷疑。我將這種書的模式與另一種書寫相對，這種書寫我大概不會把它叫做“片斷性”的，它是一種不在自身上以書或者絕對知識的形式結集的書寫。而書的絕對模式則是黑格爾《邏輯學》或《哲學史講演錄》，也就是某種以自我轉動的卷軸形式結集的整體知識。…

所以，在我的工作中所發生的知識背景的變化，就是我越來越多地想到外國讀者，甚至是外國聽眾。如您注意到的那樣，在我的講座中，外國人比法國人要多。我必須注意這種進行中的廣義的翻譯工作(那不只是語言的翻譯，也包括文化與傳統的翻譯)，而這對我的思想與寫作方式大概產生過某種影響。它使我在寫作中十分注重法語習語的同時(我酷愛法語，而且幾乎總是以不可翻譯的方式，一種向法語借債的方式寫作)，無論怎樣還是不斷地想到翻譯問題：有時預先做些準備，有時則無法預備。比如，我會看到譯成英文或德文的困難是什麼：當我用法文寫作時，我已經想到翻譯的問題。顯然，我無法設想中文或其他語言的翻譯。但我相信，這種對非法語閱讀目的地的關注，正是我這四十年來哲學工作背景變化的最重要特徵之一。…

自然，在政治上。這個時期剛好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前。人們已經能夠感覺到一年後要爆發騷動的那些前兆。《書寫與差異》是1967年春出版的，翌年春天那個大風暴就發生了，而它的那些端倪我從當時法國與歐洲的知識景觀中感覺到了。

問：這麼說您在兩個戰場上作戰?　

答：我一直有兩個戰場。關於這個時期我所處的這種情況從未停止過。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相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範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麼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中還是授課中，我總是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採取兩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