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塚英志，《新物語消費論——歷史·陰謀·勞動·異化》，星海社，2021，目前尚無中譯本。

1980年代末，評論家大塚英誌出版了著名的《物語消費論》一書，通過援引鮑德里亞（Jean…

六、展望

歷史可以比作一片雲彩：只有當我們離它很遠的時候我們才能看清它的形狀。或者，用丹托的話說，如果要了解當下的歷史意義，則人們必須了解未來但緊接著我們必須推遲對未來的思考，因為我們並不知道當下是否具有歷史意義。這進退兩難的主張也許回應了筆者對“硫磺島”的分析：網絡上非專業人士的歷史解釋產物——尤其是當他們與像“硫磺島”這樣的記憶中的形象畫面相關時——與專業歷史學家的核心任務是不相關的。專業歷史學家將繼續基於新的研究成果進行原來的那種敘事，並且仍然以書籍的形式出現。這也許是對的，但鑒於在新的媒體生態中，我們將自己沈浸其中並深受其中信息流動和獲得形式的影響，即使是歷史學家的“任務”也不再是原來的任務了。…

第8條是關於“無線電日”的鏈接，指向一個為無線電歷史愛好者們建立的業餘的網站，其中有關於硫磺島的無線電報告的檔案和關於該戰役的一個簡明文字說明。[48]瀏覽這個網站的人可以收聽到關於登陸作戰的現場報道以及對於戰爭給當地造成破壞的描述，由此帶來了一種文字材料所無法提供的陌生化了的身臨其境之感。聲音材料，加上之前提到的視頻和圖片的應用，讓人們注意到了在線交流的多重特點，並且文字材料能夠被其他引人入勝的方式所補充從而變得更加便捷。[49]

第9條是指向美國國防部官方網站的鏈接，進入網頁後可以瀏覽到升旗的圖片、圖集、地圖和一個返回國防部主頁的鏈接。…

第4條是谷歌的關於硫磺島之戰的圖片數據庫中的搜索結果，包含了超過167000條指向眾多網頁的圖片鏈接。圖片中包括1945年關於戰役的原版照片，伊斯特伍德的兩部電影《父輩的旗幟》和《從硫磺島來的信》(2006年)的海報，戰略遊戲Lux的一張“硫磺島之戰——地圖補充包”的地圖圖片。但最頻繁出現的，則是喬·羅森塔爾那張經典的升旗照片。這張照片反復地出現在如此眾多的網站上，證明了它的重要性。無論對於專家還是業餘人士，這張照片都是這場戰役的一個標誌物；在更加潛在的層面上，它也是個人或家庭記憶與集體記憶相連接的標誌物。[44]同一張照片的重復出現同時也說明，相較於以前的形式，網絡文本的開放性也有其局限：對一個特定的搜索來說，從一個網頁點擊到另一個網頁獲得信息的效率就會降低，因為同樣的圖片又一次出現了。…

五、網絡的旗幟

為了明確表達這些挑戰，筆者將回到《硫磺島之戰》，丹托的虛構作品，考量它在互聯網上的表現。撇開同丹托之間的聯系，“硫磺島”是一個隨機的選擇，但很有希望能窺一斑而見全豹。[38]當假想一本叫做《硫磺島之戰》的書時，丹東很可能也是隨機選的名字，然而他恰巧給讀者提供了“硫磺島”作為參照之點，而這種巧合又被這一事實所增強了，那便是“硫磺島”由於喬·羅森塔爾的那張著名的插旗的照片以及相關書籍、紀念碑和由阿蘭·德旺指導的電影《硫磺島之沙》(1949年)，已經成為了戰後美國文化的“記憶場所”(lieu de memorie)。…

正如這個小調查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中敘事的概念化已經逐漸與新興藝術方向和新的媒體技術連接在一起，並且這種轉變很可能會自覺地隨著新的實踐的出現而繼續。諷刺性的對比是，歷史學家們對歷史編纂性的敘事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非歷史，好像“敘事”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當是不變的同一的(我們發現值得注意的例外又一次出現在海登·懷特最近的研究中)。[31]撇開相互之間的差異不談，敘事理論家和史學理論家們一樣，繼續堅持著源自印刷文化的那種一般假設，即敘事研究既定的分析對象就是單一作者書寫的獨立文化作品(文章、電影，抑或一個遊戲)。然而筆者在這裏要論證的是，新的媒體生態學需要一個不同的思路並且提供了替代的模式。…

如果我們反思麥克盧漢頗受爭議的格言“媒體就是信息”(1964年)，便會發現印刷提供了一個未經批判的框架，歷史學家們則在此框架中構想他們的任務：寫作歷史就是將見解和信息引導進敘事中，這種敘事由單一敘事者書寫在作為整體的著作(其中的文章可以視作微型著作)裏的按照頁碼排列的幾頁紙上。[23]撇開A. R.魯赫、海登·懷特以及大衛·卡爾這些理論家對關於科學的(或是文學的)歷史寫作方式的信念和著重的不同，大多數關於敘事性的討論都是基於獨立著作是敘事分析的合適單位這一假設(根據懷特，一部獨立電影也有可能)。[24]…

正如日常經驗以及逐漸增多的相關學術研究所呈現的，伴隨著新的應用不斷出現於持續變動的環境之中，數字化為我們的表達和交流打開了不可勝數的可能性。筆者稍後會返回來討論媒體實踐中的某些改變。這裏要說的是媒體實踐的一個衍生產物：對媒體所具有的社會重要性的高度認識，以及相應的，媒體技術的發明總是形成一股反思“舊”的媒體，以及新媒體發展所帶來的得失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電視對麥克盧漢的啟發)。最近的(媒體技術)發展就以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引發了一種新的意識，這種意識一方面指向媒體變化，另一方面則指向印刷文化在過去的歲月裏對知識生活和社會關係的影響。數字化媒體對未來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改變了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過去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已經過時而變得值得關注，從而被陌生化、歷史化了。正如羅曼·雅各布森在上世紀初所論，事物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為人所見——新出現的時候和過時的時候。…

貝爾關於概念化是觀念循環和變動中的一部分的觀點，並非沒有問題，尤其是他們趨向於將變動性視為其本身的重點，並且使概念變化的程度過大以至於我們在研究的是否還是原來的概念本身成為了一個問題。一個犬儒主義者甚至可能把這種對概念使用中的差異性所作的辯解視為應各時之需而篡改概念意義的草率行為的借口。但無論認為語義的多樣化是好還是壞，概念的突現和變動在學術領域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概念從一個學科轉移到另一個學科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正如前文所論——但同時也能發生在一個學科的內部，即當研究發生變化時概念的意義就也會隨之發生轉變。如果“敘事”在史學理論中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解釋形式出現，用以區別於科學化形式的話，那麽其後來則轉變成為了一種表現形式，用以區別於模仿的技藝。…

對在不同種類的知識生產中“講故事”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興趣，確實幫助我們在完全不同的學術研究傳統間建立了新的交叉聯系。從這方面來看，最近幾項由文化研究者們所匯編的關於敘事理論的研究囊括了歷史學家海登·懷特的作品；而相應地，阿倫·蒙斯洛為歷史學家而作的對敘事的介紹，也涉及了“敘事學”中一些新近的著作。[6]“敘事”、“敘事性”這些詞由此促進了學科之間的對話，其價值不可低估。但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敘事學家們對此卻鮮有所聞。[7]相應地，敘事學家們的討論通常情況下都不被歷史學家們所重視，即使是海登·懷特，其關於“元史學”的前沿研究也很少真正涉及敘事研究的領域。盡管“敘事”這個概念似乎為跨學科的實踐提供了參考和新的條件，但實際上“敘事”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意義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