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本地或國外拍攝團隊不計金錢、人力、時間等資源成本，千裏迢迢到檳城勘景，進行拍攝前置作業，之後再扛著笨重攝影器材，拉大隊到檳城拍攝。



單是去年，就有逾10部電影、電視劇等影視作品，選在檳城取景拍攝；換句話說，每個月平均都有至少一部作品，在州內多個角落取景拍攝。



其中一些作品如在這乙未羊年上映的2套賀歲片《百武禁忌》、《東主有喜》，更是全劇在檳城取景拍攝。



此外，部分拍攝團隊更是擇定檳城為主要拍攝場地，完成上一部作品後就立刻重回舊地拍攝續集。



與此同時，在一些因素下，檳城成為拍攝團隊遴選為替代選擇，配合劇情所需被改造成戲中所需的場景。…

東德的「不具述說性的故事」，指的是反對「將1989年事件視為資本主義勝利的指標，全世界因此欣喜若狂」的故事。以波列的話來說：「那其實是受苦的人民的反抗。他們並沒有問為什麼他們要反抗，不論是對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他們已經無法再容忍這種謊言……這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我前往東歐是為了要觀察更多行動者歷經革命變化的經驗，並且和他們談論他們接下來所面對的新世界。我在那裡聽到的故事，不論是和我在西方媒體上聽到，或是我自己所預設的，都十分不同。在某種意義上，這樣激烈的革命並不在他們的計畫中。包曼對共產主義之終結所做的分析，呼應了我所聽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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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關聆聽的省思

 

我的學術生涯的泰半時間，都在向那些生活在劇烈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之下的人收集故事。我一直對人們如何理解他們所經歷的歷史時刻、以及這種理解如何促成他們選擇參與這些劇變的方式感到興趣。雖然不是每一次，我的研究多半會帶領我直接去和那些經歷過劇烈政治變革的人對話。在從事這類研究的必備技能中，沒有比聆聽的能力更為重要，而且要充分認識到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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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1992年，地點是東柏林，我坐在沃夫崗‧天普林（Wolfgang Templin）的客廳裡，柏林圍牆已經在三年前拆掉了。艾瑞西‧洪內克（Erich Honecker）擔任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共產黨總書記（1971~1989）的時候，曾經將天普林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1987年，天普林和其他幾位主要的反政府運動分子一起被放逐，他和家人最後落腳在西柏林。對天普林和他的國家而言，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時刻起，生活開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我請天普林告訴我，他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晚上的感受。

 

他回答時非常激動，遭到放逐將近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准「回家」。天普林推擠著一直湧向西方的群眾，奮力走回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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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重大政治變遷之後，人們開始形塑歷史；

形塑自己的歷史，形塑國家社會的歷史，

這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但是，某些敘述為什麼比其他敘述更被重視？

誰決定了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資格敘述？

誰決定了誰有資格聆聽並保存敘述？

又有誰能真的聽到沉默裡的故事？

難道有某些正義比其他正義更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