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個單身漢名叫都林。他在陡山坡上開梯田種稻谷。太陽熱乎乎地射在他的身上。黃豆大的汗珠從身上一顆顆地滾下地來，再從地上滾到一個石窩窩里。

不久，石窩窩里長出一株百合花，柔軟軟的梗子，綠油油的葉子，開著一朵白玉一樣的喇叭花。在紅太陽下，光芒閃閃。一陣清風吹來，百合花搖搖擺擺地發出“咿咿呀呀”的歌聲。

都林靠著鋤頭，呆呆地望著：“咦！石頭上長百合花，百合花會唱歌，真奇了！”

都林天天上山挖地，百合花天天在石窩上唱歌。都林挖得越起勁，百合花唱得越好聽。

有一天早上，都林到山上，看見百合花被野獸碰倒了。他急忙扶起來，說：“百合花呀！這山上野豬多，我帶你回家去吧！”…

不知從哪一年起，似乎已是很久，他和她一直在等待著，企盼著。

讀中學時，他是大隊長，她是另一個班的中隊長。他是個英俊的少年，綽號叫“外國人”，高高的個，白皙的臉，挺拔的鼻。她卻是個醜小鴨，小小的眼，倔強而微翹的嘴。每學期年級考試總分張榜，他倆總名列前茅，不是他第一，就是她第一。可他們彼此記住了對方的名字，卻從沒說過一句話。每當他的身影出現在她的教室門口時，她總感覺到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向她投來深深的一瞥。有一次，當她驚恐卻又情不自禁地向站在教室門口的他望去時，他正注視著她，友好而純真地朝她微笑，她看呆了。…

郭洛·翻譯

“那女人講起藝術來盡是莫名其妙的行話，我真感到膩味，”克羅維斯對他的記者朋友說，“她老是喜歡講某些畫‘長在人身上’，仿佛這些畫是種真菌似的。”

“這倒使我想起了，”記者說道，“亨利·戴普里斯的故事。我以前給你講過這個故事嗎？”

克羅維斯搖了搖頭。

“亨利·戴普里斯是盧森堡大公國人氏。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當了旅行推銷員。由於職業關系，經常出國。有次在意大利北部一座小城鎮暫住時，從家信里得知，他可以分享一位已故遠房親戚的遺產。…

丈夫是搞地質的，出差是家常便飯，總是背袋一背就走了，她從來不送。丈夫下樓出門也從不回頭張望。

這回丈夫又走了。門在丈夫背後撞上時，她正站在桌邊收拾碗盤，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但門撞上以後，她卻撂下手里的東西，去往陽台。她站在陽台上朝下望。陽台下面是馬路，馬路邊上栽著一排饅頭柳，饅頭柳的樹冠又大又綠，從樓上俯看下去並不像饅頭而像帳篷。她習慣地朝陽台下往東數第八棵饅頭柳那里望去。她等待著，她知道，再過五六分鐘，丈夫的身影將在那棵饅頭柳下出現。他們這幢樓門開在沒有陽台的一面，從樓門出去繞出樓區前往地鐵入口，必從第八棵饅頭柳那兒經過，然後便被一座治安崗亭遮住視線。每次，她總是欣慰地在預計的時間、預計的位置望見丈夫寬厚的背影，特別是那只經丈夫設計，由她改制的帆布旅行背包，她總默默地對著那脊背、那背包送去她的祝福。但她從未向丈夫吐露過這隱秘的一幕，連兒子也全然未曾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