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