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公民政治和公民自理來說，說理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民主政治的公開和公平競爭來說，同樣如此。這二者構成了公民說理的主要內容。在公民說理課上，有的教科書會從公民說理不是什麽開始，告訴學生公民說理是什麽。

例如，一本叫Writing Arguments的說理寫作教科書一開始就告訴學生，“說理不是戰鬥或爭吵”，動火和不冷靜不僅會令人偏離理性思考，還會使人感覺不到公民說理的樂趣，那就是，“在一個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層次上與你尊敬的人進行有創意的交談”。學生們還需要知道，“說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辯論”，美國的總統侯選人辯論是一種相互攻擊的非此即彼辯論，不應該成為學習的唯一楷模，“這種辯論的弱點是，它把辯論變成了一種旨在取勝的遊戲，而不是共同探索的過程”。…

讀到一篇《多元時代更需凝聚共識》的文章，提到了利益和觀點有別，如何在中國“求同”的問題。其實，“求同”往往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或暫時妥協。相比之下，“共識”應該是一種在群體內普遍認可和比較持久的“相信”，人們常常稱之為“信仰”或　“信念”。一個群體不能沒有共識，但共識本身卻並不會自動為一個群體帶來高尚、智慧、進步的信仰，更不要說共同的福祉與幸福了。

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有不同的“共識”。在一神教（如基督教）的社會裏，比較容易自然形成相當程度的價值共識，這種宗教曾經滲透到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每個領域之中。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經退入“私人”的領域，盡管它對人們的倫理、道德共識仍然在發揮影響。

在出現一神教之前，神話對古代社會的共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歷史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在中國沒有出現過像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或昆體良那樣系統論述修辭學或演說術的倫理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是說服的工作大多數是在非公共的場合進行的，這樣的說服往往成為一種私下進行的、必須避人耳目的交易術。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修辭理論是相當陌生的，即便有修辭理論，也只是功利性的，不是倫理性的。這是中國公共語言充斥欺騙性因素的一個文化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可以與古希臘相比的那種稱為rhetoric的修辭學 。陳介白《修辭學》（1931）序中說，“修辭學”這個名稱是從東方（日本）傳入中國的，本來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譯名。不過也有人把它譯成“雄辯學”或“勸說學”，甚至有人乾脆用音譯“雷妥類克”…

英語維基百科的“反啟蒙”詞條中，有戈雅（Francisco de Goya）的一副名畫，一個人趴在桌子上，像是睡著了樣子，身後一群怪物正在群魔亂舞。這幅畫的題目是“理性沈睡導致群魔亂舞”（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799)。漢語維基百科的“反啟蒙”詞條是用谷歌翻譯直接譯過來的，解說詞是“休眠原因產生的怪物”。“理性沈睡”被機械地翻譯成“休眠原因”。

我讀一些深奧的“思想討論”，雖然全是熟悉的“學術”字詞和言語，卻有類似讀“休眠原因產生的怪物”的感覺，覺得是在胡說八道。戴維·貝羅斯（David Bellos）的《谷歌是怎麽翻譯的》（How Google Translate works）讓我明白了機器翻譯與某些學術語言相通的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