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說，“信息不是知識”，但他並不崇拜知識，他說，“關於‘是什麽’的知識無法打開‘應該是什麽’的大門。”按照愛因斯坦的標準，今天學校里傳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識的知識”（僅僅是“信息”）或者與“智識”相去甚遠的知識，例如，《獨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現過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誦幾首詩、記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問題的標準答案、會演算怎樣的數學題、記住了多少英語單詞或語法規則等等。

英國哲學家麥克斯韋 （Nicholas Maxwell）寫過好幾本討論大學知識的書，他提出，大學需要以提升“智慧”來代替單純的“知識”積累。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識”，是一種特別需要有意義和價值來導向的求知過程，他的目的是認識處於物質宇宙中的“人類世界”，幫助學生探究並認識人類世界的豐富性、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

美國學校教育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在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關注。11月10日，《奧克蘭論壇報》頭版刊登了記者安琪拉·希爾(Angela Hill)的《一個什麽都知道的世界》（A Know-it-all World），文章討論美國學生“用技術代替大腦”的問題，認為“即刻上網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甚至關於真實的觀念。”文章語帶調侃地例舉了人類知識的5個“重要時刻”：人類開始的時候，《聖經》創世紀記載，亞當和夏娃偷吃了“善惡之樹的果子”；公元前4世紀，柏拉圖區別了可確定的“知識”與會出錯的“看法”，哲學於是成為知識的王冠；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以經驗歸納為基本方法的科學，有了“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20世紀進入了電視時代，CBS主播克倫凱（Walter Cronkite）被稱為“美國最值得信賴的人”，他的名字也成為“真實”的代名詞；21世紀，便捷的互聯網在世界範圍內成為億萬人信任的“人類知識總和”。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著學生更有知識呢？…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

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